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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包含成人情节。
幼年时我曾无比痴迷于三样东西，蚕、磷光木头和长石。所谓“长石”现在想来应该就是珊瑚礁了，也是张全送我的礼物，他说这种石头会生长，于是我就养到了一个旧水缸里。真的生长了吗，我说不好，但在童年的记忆里，它不光生长了，而且每天都变化多端，我甚至担心有一天它会不会把水缸撑破。作为一个宝贝，它自然会以你情愿或不情愿的方式在朋友或敌人间辗转，直至有一天消失不见，你却不知道该向谁讨要。后来空闲的水缸被父亲用来养黄鳝了，有时还会逮到一些小老鳖，如果它们在黄褐色的躯体阎抬起头，就会看到那片凶猛的爬山虎。即便已有几十年历史，整个棚户区还是维系着一种临时、凑合的气质，光秃秃的，没有多少植被。于是院子里那棵孱弱的枣树和这株爬山虎便显得难能可贵。当然，通常它们都灰蒙蒙一片，只有在雨后才会恢复些许嫩绿，煤灰和铁粉则聚集在排水囗的坑洼地，久而久之呈现出一道红褐色的波纹。记得自然课讲到酸雨时，老师还提了一嘴我们这里，我倒不在乎雨酸不酸，只是单纯讨厌院子里那种黏糊糊的、散发着铁腥味的土壤，这对年少的我来说是一种折磨，至今我都觉得是自己的嗅觉过于发达的缘故。总之，我不太喜欢雨天。不下雨的话，十八里铺就只能裹在浓痰里了，冬天是青色的痰，夏天是红色的痰，而越过破旧的平房和杂乱无章的窝棚，你将会在西北方向看到痰的内核一一数个砖红色的巨大烟囱，在它们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总能轻而易举地振奋人心。
对我来说，除了烟囱、砂石路、污水池，大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每天早晨6点半准时响起的《新闻和报纸摘要》，那个叫《歌唱祖国》的片头曲哪怕缩在十八里铺的被窝里也听得见。此外就是早中晚上下班的小号声，倒不是喜欢或讨厌，而是它会作为一个背景音镌刻在你的血液里，让你习以为常乃至忽略掉它的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以为所有人一一至少绝大部分中国人一一都过着类似的生活，后来发现事实远非如此，震惊之余还略感失落，不过这些情绪很快就被抛诸脑后。长我几岁的大孩子脱下校服后不少人直奔大厂，变成了一个个货真价实的钢铁工人，他们裹着宽大的工作服在校门囗抽烟时，我还挺羡慕。直到有一年锅炉房出事故，几个人被烧得面目全非，才发觉命运的可怕。于是母亲就教育我，要好好学习，别长大跟父亲一样。其实钳工已经是不错的工种了，福利上差了点，但比拿甲字福利的高温、高粉尘工种要好多了。大伯就是焦化工，四十出头查出矽肺病三期，天天都要吸氧，不到五十人没了。返城后，父亲最开始跟着大伯干的也是焦化，被钢水烧了腿后才又跟师傅转了钳工，托人、请客、送礼，那是费了老大劲了。当然，钳工也分很多种，模具钳工就不如维修钳工，特别是厂里没活的时候，当年父母拌嘴，母亲就曾抱怨，说谁谁谁是维修工，在哪哪哪修啥设备，挣得不比在大厂少，多能干啥的。父亲说修设备有啥难的，他去了也行，但终归也是过过嘴瘾，修设备哪那么容易。
应该是96年清明吧，电池厂就开始断断续续停工，到下半年时母亲的工作已经受到了很大影响。97年初翻砂厂的停工则是大规模停工潮的开始，春节过完拖欠的工资没到手，反而裁掉了第一批人，这时大家才惊恐地发现其他厂区的传闻不再只是传闻，他们终于按耐不住，要对“社会主义的主人翁”下手了。大厂食堂的白墙上就贴着一行红字：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父亲面对母亲时的那种优越感恐怕也来源于此。尽管在我看来，这个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当然也只是在屎坑里打滚而已。其实相关预防针早就开始打了，宣传部门自不必说，教育机构也是开足马力打升初中起，除课本内容外，老师们都会讲点其他东西，什么市场经济了、力争加入WTO了，有嘴快的会说烂摊子早晚得收拾，早总比晚了好。至于收拾到什么程度，就没人知道了。反正一连几年考试都离不开这些内容，政治、历史就算了，连语文作文、英语阅读理解也不能免俗。但说归说，有一天这种假大空的东西真的走向现实时，所有人还是吓了一跳。那年春天比停工更让人心惶惶的就是不定期的下岗名单。第一批裁人过了没俩月，第二批裁人就来了，这次电池厂、钢厂也跟着裁，本来说按整个大厂算双职工家庭至少保一个，可消息一天十八变，最后又说只看效率，不管保障。这个“只看效率”让父亲吃了定心丸，他觉得自己是把好手，怎么也轮不到他。遗憾的是，很快就听说父母都在下岗名单上。这带给我们的恐慌不用多说，因为当年分房好不容易轮到了我家，谁想房子没有，连工作都飞了。结果嘛，可能迫于压力，第二批没裁多少人，父母也侥幸过关。
但后面还有第三批，五一节后，经多方打听，几乎可以肯定父母都在名单上。这让父亲极为沮丧，母亲安慰他说南方现在发展不错，不管去广东深圳还是上海，都有的活，再不济在老家做点小生意也行。父亲像被狗咬了，大声咒骂母亲，扯着嗓子说：“做生意能跟在厂里比？”母亲说人家挣得可不少，综合起来比咱要强得多。父亲无话可说，脸都气绿了。那阵一伙人整天凑一块商量，要么在胡同口，要么在我家门口，根据与会人员不同，话题、风向随时变幻，特别是父亲一发小的老婆，以前经常串门，突然就不来了，缺席之后关于她的话题反而更多了。吃饭时父母谈起，言辞隐晦，但大概什么意思我还听得懂，更别说父亲不满地蹦了好几个“破鞋”出来。王琳是真的傻，说：“破了补补不就行了？”是的，那年代谁的衣服、鞋子上还没个补丁呢？我家西边邻居以前是钢厂的，比父亲年长两三岁，但进厂晚，工龄要差得多，三代六口挤在两间平房里，他媳妇儿在种子站打零工，大家都说漂亮，在我看来，也就是苗条点，喜欢打扮罢了。尽管钢厂名额更紧，他们还是幸运地比我家早两年分到了房，周边大人们言语里的不屑我记忆犹新。那段时间家里越发沉默。父亲本就寡言少语，话更少了。母亲找厂里理论过无数次，打零工之外的时间大概都花到这儿了，说辞无非是双职工不能都下岗，再不就是三兄弟剩一个饭碗（大伯是96年走的，二伯插队时就没了）怎么也得保住了，但说到底都是白扯，谁家也不会说自己过得好。当然也托过人、送过礼，不过都给退了回来，这点有进步，以前分房时送礼可都是有去无回。对此父亲很生气，说：“妈了个逼的，别人礼都要，咱的不要？！”对他来说可能连个让人心安的期盼都没有了。有个晌午在院子里吃饭时，父亲突然对母亲说某某夫妇不在名单上，也不知给王德胜啥好处了。母亲说了些什么抑或有没有说话不记得了，当时我蹲在灶台上，一面往嘴里扒饭，一面盘算着该去哪儿搂点桑叶回来。头顶阳光猛烈，凉棚似乎都在溶化。
王德胜不是本地人，应该来自于两湖或者江西什么地方，当过兵，以前是翻砂厂的人事科科长，后来从国资委来了个新厂长，他就一路高升调到了集团人事部。这位新任一把手据说是王德胜的“表哥”，我们开学典礼上他还致过辞，除了大腹便便，在我这里是个面目模糊的人。当然，俩人是不是表兄弟还要两说，有传言这位厂长喜欢走后门，更有传言纠正说是喜欢被人走后门，反正王德胜这个面白无须、瘦瘦高高的家伙很受他器重。如果第二种说法成立，王德胜在升迁中显然付出了一些代价，这无疑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所以此说一度颇受欢迎。直到96年夏天王德胜调戏钢厂一车间主任的老婆，被人贴了布告，“老表说”才重又占据上风。当然，这种风头轮转既无因果关系，亦无逻辑可言，至少在翻砂厂内部，王德胜的风流老早就是出了名的。父亲那位发小的老婆就曾诉苦，说王缺德手不干净，得给他剁掉才解气，引得众人哈哈大笑。这些流言和其他各式黄色笑话一起丰富了我们贫瘠的校园生活，特别是“后门说”，越是恶心，越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当时高年级已有女生早孕小产，隔壁班也有被小卖部老头诱奸的，我的性认知才刚刚跨过性保健品广告阶段，开始偷偷地浏览一些黄色小说。同学间偶尔也会谈到父母的那些事儿，更有甚者因为偷看被他爹从家里扔了出去，一时沦为笑柄。我却从未觉察到自己父母存在性生活的任何迹象。唯一接近的一次，是96年暑假的一个午后，我在堂屋看书，父母在卧室午睡。母亲突然说：“小辉你咋不出去玩了？”以前她总担心我乱跑，怕我去游野泳啥的，所以这话一出我就觉得不对劲。很快，两人又窃窃私语起来，我心里不由一个激灵。那阵王琳去了亲妈家，我大概成了最后的障碍。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我到外面转了一圈，关门时故意发出很大声音，但门闩没插。有个两三分钟我就跑了回来，在门囗听了听，没有任何动静。试着推了推门，却发现根本推不动。登时我就激动起来，既兴奋又生气，是的，非常生气，他们实在太龌龊、太恶心了，为了肏屄竟然把我支出去。贴着火辣辣的红砖墙，我站了好一会儿，可以说把他们的每一个肏屄动作都想了出来。越想越生气，又不甘心地去推门，结果一下就开了，没有任何阻力。而父母还在酣睡，特别是父亲的呼噜声，站凉棚下都听得见。如你所见，这只是一场青春期的失败臆想。
那年六月底第三批下岗名单出来了，父母都不在上面，幸运而又出乎意料，全家得以暂时松了一口气。部分车间甚至开始复工，于是有传言改革已经取得成功，这当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论断，但在97年应该没人会觉得有一天大厂会不在，一是因为那些耸立了几十年的烟囱依旧坚固，二是因为下岗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否则直接关门就是，何必一轮轮地裁人呢？7月1日在学校看完香港回归仪式后，就正式放暑假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去采桑叶，等到家已是晚上八九点。吃了饭，一觉睡到大天亮，眼都没睁开就被人拽走了。为迎接香港回归，工会牵头在厂里搞了个庆祝活动，第一天听说是文艺汇演，这天是职工运动会。所谓职工运动会，也就篮球比赛还能看，其他的像铅球、铁饼、拔河、跳绳、乒乓球等等，在那时的我看来都是些老年人运动，毫无美感可言。关键是有活动必有免费聚餐，关门许久的二食堂又开了伙，虽说只是米饭、馒头加大锅菜，大伙还是欢天喜地。这种场合最为我们所殷切向往，几个月前在这里看了朱溶基的讲话，完了就是聚餐，那次有酒有肉，大人们哭成一片，我们吃喝玩闹，真的跟过节一样，成人世界的忧愁浸染到孩子们身上往往会大打折扣。吃饱喝足后便是满厂区疯跑，等人们散去，我们又返回食堂，关上门窗，开始抓麻雀。拿扫帚一赶，它们便四处逃散，除了往玻璃上撞也别无他法，我们要做的就是弯下腰把晕掉或死去的倒霉蛋捡起来。这其实是一项常规性活动，战利品有时会被吃掉，更多则是喂了猫狗，真要说也没啥意思，我也说不好我们为什么会乐此不疲，也许是掌握他人命运的成就感吧。
那天打了一下午球，准备走时我发现表丢了。一块套着黄色塑料壳的电子表，拿十五条快吐丝的蚕换来的，表带早就断了，母亲又给缝了起来，可能因为有秒表功能，我时常戴着它到处显摆。找遍整个篮球场一无所获，去二食堂，结果关了门，原路返回后又在篮球场找了一通，还是没有。这下真有点着急了，也不是多贵重或者多必需，而是觉得可惜。沿着食堂边的小路又摸了一遍，不知不觉就拐进了旁边的菜园，饭后嬉闹时我来过这里一趟。所谓菜园，其实是一块荒地。新厂长上任后，不光要抓生产物资，还要抓生活物资，提出把厂区的空地有效利用起来，那一阵又是实验田，又是菜园，扎篱笆，挂牌子，搞得轰轰烈烈，可惜最后除了些许玉米，乏有收获。菜就更不用说了，起初是食堂在种，后来是工人们自己种，母亲也开垦过一小片，就结了几个小萝卜，还全是糠心的。奇怪的是，不知谁丢的几粒蓖麻种子却长得无比茂盛，一荫就是一大片，没两年简直成了一块蓖麻田。扎进这个苦涩的田里，我便成了一只没头苍蝇，不记得找了多久，抬头看到器材室时才意识到自己走远了。其时有个六七点，也可能是五六点，记不清了，印象里有夕阳，越过蓖麻丛远远地挂在老槐树上，但也确实有灯光一一是的，器材室的小窗亮着灯，透过浅色窗帘，像昆虫的复眼。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那时一般家庭用黄灯，机构和有钱人家则会用白炽灯，或者叫节能灯，这个昆虫的复眼却是黄色的，在大厂里很少见。器材室前身是个小冷库，拢共三间平房，最外面一间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冰糕房，以前的解暑饮品都在这儿领。各食堂有了自己的冷柜后，大窗口就封了起来，后来里面被塞了些体育器材，可惜这些器材平常不让用，也就节假日搞活动时拿出来装装样子。
也许是在蓖麻丛里闷迷糊了，挤了几滴尿后，我就慢慢向器材室走去。蚊子已出来觅食，不时撞进我的眼睛和鼻孔里，有风，却远不足以消暑，我觉得自己快要旱成一块盐渍肉了。除了门口巴掌大的一块水泥地，平房周遭杂草丛生，青砖间的野蒿得有半人高。顶多两三年前，这里还干净整洁，天一热，我们就眼巴巴地在附近晃悠。我想过要不要沿着青砖路走出去，不经意间却发现器材室竟装有空调，更让人愤怒的是它正发出昂贵的嗡嗡声。环顾四周，我捡了几块土坷垃，退回蓖麻丛后瞄准锈迹斑斑的铁门来了一记。“咚”地一声响，屋里却没反应。于是又投了几次，至少有两次命中目标，好半晌一一记得我都从草里爬了起来一一门终于被推开了，探出一个偏分头，额头饱满，高鼻小嘴，探照灯一样转了一圈后，他吐了囗痰，完了就缩回了那个被夕阳映得通红的脑袋。不是传说中的表弟又是谁呢？老实说，我欣喜若狂，哪怕自己都说不准这种欣喜确切来自于何处。很快，我再次站在青石路上，挠了会儿痒痒，然后就踩着房侧的废旧壳子板攀上了窗户。虽然不知道表弟在里面干甚，但如果表哥恰好也在，我一定会把傻逼们全都喊过来。玻璃很脏，鸟屎、泥点啥都有，窗户关得很严实，想打开是不可能的，好在左侧窗棂缺了一角。我凑上去听了听，只有空调的嗡嗡声，甚至整堵墙都在震动。本打算把手指伸进缺口，想了想还是蒯了截树枝，没费啥力气，好戏便在拳头大的视线里拉开了帷幕。钢丝床，铁皮文件柜，偏分头，再往下，是个披散着长发的女人！两人搂在一起兜兜转转，应该是在跳舞，虽然听不见音乐声。从暴露出的上半身看，都裸着，男的白，女的更白，通过腋下能看到她的半只奶球，只可惜灯泡有点晃人眼睛。我简直想大声嚎叫！换上右眼再去看时，表弟半蹲着，握着俩奶子，正左右开弓，疯狂地嘬个不停，他脖子上像是装了根弹簧。女人脸撇向另一侧，一动不动，身上的肉都明晃晃的。王德胜得有一米八多，所以女人也不矮，从她岔着大腿间隐约能瞥见一茬黑毛。正要加把劲，二食堂方向猛然响起拖拉机的轰鸣，我赶紧收回脑袋，轻手轻脚地跳下去，躲到了草丛里。这个过程中，我才发现老二硬邦邦的，险些把裤衩顶穿。拖拉机的声音越来越远，没一会儿就消失了，其实我也知道它不可能往这儿来，但第一反应还是躲。或许该去找表了，抹了把汗后，我却又攀上了窗囗。这次手都有点哆嗦，结果女的不见了，只有王德胜靠着文件柜在穿衣服，这货看着瘦，肚子上的膘可不少。他先穿上了白衬衫，黑不溜秋的家伙耷拉着甩来甩去，比我的同龄人们要大上许多。“急啥啊。”他操着南方囗音说了句本地土话，与此同时扭过脸来。我一惊，赶紧缩回了脑袋。不一会儿，传来铁门的响动，但并没有人走出来。又过了一两分钟，女入的脚步声才在青砖路上渐行渐远。之后就是王德胜，锁门的时候他吐了口痰，紧跟着便唱道：“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喔，妈妈的！”这个“妈妈的”嗲得很，有种说不出的喜庆，直到今天我都记忆犹新。
等我踏上青砖路，夕阳已完全隐了去，周遭的草木黑压压的，像是瞬间长大了许多。其实直到现在我都不能确定那个跳舞的女人是不是母亲，那天除了蚊虫赐予的满身包，我乏有收获，电子表当然也没找回来，但不知为什么，走在路上时心里却激动万分。遗憾的是，当把这件事炫耀出去时，并未如我所设想的那样得到热烈的回应，他们都觉得我在编故事。只是，那个长头发的白皙女人却意外地出现在我的梦中。之后我又往器材室去过几次，什么动机说不好，只可惜那里再未出现过人类活动的迹象。再往后，我便彻底淹没在暑假的欢愉和苦恼中，渐渐忘了这茬。直到开学后的一天，应该是九月份，难得的天高气爽，那口浓痰似乎在停工潮中暂时被过滤掉了，连烟囱都在淡蓝的晴空中漂亮了许多。中午放了学我就匆匆赶了回来，早上走得急，忘了换桑叶，正是蚕吐丝的关键时候，当然不能饿着。结果从床下捞出那一大袋桑叶时，才发现忘了留孔，全坏掉了。我试图挑出几片好的，没一会儿便失去耐心，统统扔到了垃圾堆里。再回来时，瞥见母亲的平底布鞋搁在走廊下，她中午应该回过家。但锅里并没有饭。现在赶回学校应该还来得及，但蚕怎么办？早知道上午遇见王琳时让她多打一份饭了。没办法，喝了点水，冷馒头夹着咸菜啃了几口，我决定去采些蓖麻叶回来。大湖边是有几棵小桑苗，但要绕一大圈，况且也采不了多少，能撑俩钟头算老天爷长眼。整个厂区都静悄悄的，零星有几个检修设备或瞎遛弯的人，其实有几个车间开工了，父亲就断断续续上了快两周班了。蓖麻叶不好摘，刺果太多，我只能套上方便面袋，一个劲地狂撸。没几下，袋子就废了，满手血。那一刻突然就有些伤心，我甚至想过要不要去二食堂看看。二食堂是整个厂区最大的食堂，除非大多数车间复工，它当然不可能开门。闷头歇了一会儿，我开始直接蒯树枝，这才意识到不少树都害有蚜虫病，于是一路挑挑拣拣，越走越远。
正是四下找东西想把那一大捆树枝扎起来时，猛然发现器材室的空调外机在滴水。那个年纪我还没吹过空调，更不知道它为何会滴水，但这么一瞥让我想起了上次的事，一时心痒难耐。再次把目光投往小窗，近乎下意识地，我觉得屋里似乎亮着灯。短短一个暑假，壳子板上的草蹿了有半人高，我有点担心踩到蛇，倒不是害怕，而是单纯有点恶心，毕竟生物课刚讲过那些寄生虫。而室内确实亮着灯，甚至不用贴上耳朵也能听到里面的声音，很小，但足以让人感到异常。我的心开始怦怦跳。刚要去捅窗帘，窗棂上冷不丁地冒出个壁虎，吓人一跳，它盯了我一会儿，一溜烟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视线哆嗦着绽放开来，正中是两个赤条条的人，适才异常的声响主要就来自于肉体的撞击，确切说是男人的胯一次次地冲撞着女人的屁股，每次都“卟”的一声响，女人相应会哼一声，她身下的红漆课桌一一但凡举办什么活动，评委们用的就是这种桌子一一会撞到紧挨着的灰色铁皮文件柜，后者也会相应“咚”地一声。两人背对着窗口，女人撑桌子撅屁股，男人捏着女人的腰，两腿大开，那个肥白大屁股在他的耸动中肉滚滚、颤巍巍的，让我目瞪口呆。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目睹人类之间的性行为。“还是穿着高跟骚，刚你一进来，我就受不了了。”王德胜放慢速度，边喘边在女人的腰臀间摩挲。他这一说，我才注意到，那是一双黑色细高跟皮鞋，踩在龟裂乌黑的水泥地面上。确实，有种不一样的感觉，我裤裆里的家伙已经直撅撅地顶在了墙上。女人没说话。于是他在肥臀上扇了一巴掌：“你看那个那个……谁的婆娘，多会打扮。”女人还是没理他，伏到了课桌上。表弟倒不以为意，还是悠哉悠哉的，我只能看到他的蛋甩来甩去，那根家伙具体插在哪里怎么也看不清。这么窥了一会儿，我喘口气，换上了另一只眼。记得窗台上脏兮兮的，味道很不好，每次我都要碰上一鼻子灰。
“哪天有空咱去跳舞呗。”本地土话，不伦不类。“哪有空，以为我们跟你们一样？”女人微撇过脸来，语气颇不耐烦。正是这时，我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对劲，这声音有点耳熟，让我整个人都愣住了。“什么我们你们，妈的，骚屄都快把我咬死了，嘴他妈挺硬！”王德胜扶着细腰，开始大力挺动，这人屁股松垮垮的，但大腿很粗，上面有道巴掌长的疤。女人“嗯嗯啊啊”的，几乎抱住了课桌。王德胜则说了些逞能的话，用的是南方方言，我早没了印象。只记得他大腿和屁股很白，比身体其他部分要白上不少，上面体毛蜷曲而长，硕大的睾丸变得圆滚滚的，来回晃悠着，很像物理课外书上小球运动的插画。这么折腾了好一阵，女人趴到桌子上，腿都在哆嗦，她似乎侧着脸，我却怎么也看不清。王德胜“哈哈哈”的，叉着腰喘了好一会儿，然后在室内踱了几步。我以为已经完事了，但那个黑粗家伙还是直撅撅的。很快，他搂住女人的腰，把脸凑了上去，后者要躲，被他按住了头。虽然看不见，但女人“呜呜嗯嗯”的，毫无疑问是在亲嘴了。我心里一阵狂跳，不知是不是胃里不舒服，有点犯恶心，收回脑袋后，整个人都瘫到了墙上。头顶骄阳似火，周遭鸟叫虫鸣，烟囱依旧高耸在厂房间，它甚至悬浮在云端之上。好一会儿，女人说：“你干啥啊？！”男人“嘿嘿”了两声。我赶紧捏紧树枝，攀上了窗口。只见王德胜半蹲着，掰开女人的俩屁股蛋，也不知道在干啥。“能起开不？”女人侧着脸，推着男人的头，试图躲开。那张脸埋在长发间，还是看不太清，但我的心一下就沉到了底。倒不全是因为声音，而是背上露出的那枚拇指大小的青色胎记。上小学时，我没少给母亲擦背，有段时间还老以为是父亲给她打的。发愣间，王德胜直接把脸拱了上去。女人躲闪着转过身来，高跟鞋“噔噔噔”的，当然是母亲，只是那张水光润滑的脸红彤彤的，之前我从未见过。她甩着奶子去掰王德胜的手，咬牙切齿的，后者则死梗着脖子，拉扯间，可能是母亲脚一软，大屁股猛地一撅，王德胜径直坐到了地上。他哈哈大笑起来，向后仰起脸的刹那，我赶紧缩回了脑袋，那一刻母亲扶着桌子，似有些不知所措。然后我便清晰地听到王德胜操着他的南方口音说：“这婆娘，大屁股真他妈泼辣！”接着是“啪”的一声巨响，母亲叫了一声。
我靠着墙滑坐到了壳子板上，草叶间有只巨大的青皮蚂蚱，捉到手里时发现它折了一条后腿，残肢耷拉着，摇摇欲坠。说来奇怪，有些事你会忘得一干二净，就像从未发生过，有些事，哪怕是些毫不重要的细枝末节，却又历历在目。我不知道自己在草丛里坐了多久，午后的热气裹挟着草香令我头昏脑胀，后来室内隐约传来一种吱扭声，节奏舒缓却决绝。我站起来，犹豫着是否该就此离去一一再不走真的要迟到了一一却还是没忍住。两人转移到了钢丝床上，视线所阻，只能看到多半个屁股和一条腿，由此胯间的景象便显得尤为突兀。一根黑粗鸡巴在母亲赭红色的软肉中进进出出，不紧不慢，插到底时猩红的筋膜便被撑得浑圆，多毛的睾丸上泛着白色泡沫，牵着一条粘液在阴影间来回摇曳，肥大的屁股越干净白皙，越是衬得交合处一片狼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女性生殖器，兴奋之外更多的是失望和麻木。两人说了好一会儿话，确切说是王德胜在说，邀请母亲去哪儿玩，又说起大厂高层的一些事，谁谁谁吞了多少钱，谁谁谁盯上了哪些设备，谁谁谁的老婆养小白脸啥的。大概就是这些吧，我也记不清了，当时整个人都有点发懵。不多时，王德胜嗷嗷地叫了起来，跟狗一样，垫着海绵的钢丝床都在跳动，母亲闷哼着，翘起的腿也跟着一抖一抖的，高跟鞋“哐当”一声掉到了地上。我一个激灵，如梦方醒，瞬间一种莫名的恐慌袭来，让我几乎逃跑似地从壳子板上跳了下去。印象中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拳头似的睾丸“啪啪”地甩动着，母亲的屁眼都黏糊糊一片，而发霉的尘土弥漫鼻腔，甚至能嗅到一丝铁腥味。
此事我没跟任何人提起，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彻底忘掉。可怕的是，它总会时不时地跑到我的梦里来，那个背上有着青色胎记的女人像是甩不掉的女鬼。对母亲，我一度非常厌恶，倒不是咬牙切齿，而是自己生闷气。我不再跟她亲近，开家长会希望父亲去，有傻逼拿大洋马调侃时，也一笑置之。这段冰河期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当然有所觉察，但应该也没太在意，好几次都只是说我傻楞或者吊儿郎当。大概上了大学后母子关系才有所缓和。至于父亲是否知情，我也说不好，以前他挺反对母亲跳舞的，母亲自己也不喜欢跳。受他们影响，我对跳舞一直没有太好的印象。孩童时跟在别人屁股后瞎喊，进入青春期，跳舞又变成了隐秘的欲望符号。在诸多桃色传闻的语境中，跳舞和搞破鞋基本可以划上等号。此外就是砂舞的功劳了。翻砂厂采购部门曾经有个小领导，贪污受贿进去了，他老婆听说就去当了舞女。婆娘细皮嫩肉，丰乳肥臀的，同学间开玩笑时喜欢说请你摸一次老跃进媳妇儿的大咂啥的。下岗潮后，有段时间，砂舞更是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营生。当时火车站附近以及老郭庄往人民公园那一带遍布黑舞厅，傻逼们见面口头禅就是：“去老郭庄跳舞了吧你？”高二时跟人到火车站看黄色录像时有幸去过一次露天舞厅，战战兢兢进去，哆哆嗦嗦出来，尽管只是干看。甚至到我大学毕业那年还见识了一把黑舞厅，我以为这些东西早就不存在了。97年冬天很冷，家里煤不够用，最后只能烧柴火。即便如此，到了元旦大厂还是搞了个文艺汇演，有啥节目不清楚，其时我对这些土得掉渣的东西早已失去兴趣。那大概是家里头一次在阳历年吃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父亲擀皮，母亲包，两人几乎没什么话。突然，父亲问母亲是不是跳舞了，后者“嗯”了一声，他就不再说话了。我和王琳在一旁写作业，手冻得连笔都捏不住。
下岗名单又出了第四批、第五批，无比幸运，父母都不在上面。但停工依旧是常态。98年春天，电池厂倒闭，母亲去了翻砂厂日用品发放室，也没上几天班，依旧在打零工、摆地摊。99年，大厂正式倒闭，散伙前每人发了点买断费，或者好听点一一叫安家费，父亲二十多年工龄，也就四千多块钱，母亲满打满算领了两千多。每天都有人哭嚎，像是在办一场超大型、无限期的白事。那年春天肥头大耳的刘欢在教下岗工人们唱《从头再来》，即便课业正紧，我们还是被迫学了学，甚至整个年级在参加校园歌唱比赛时都得到了一个鼓励奖。99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四中，翻砂厂好像也顺理成章地毕了业，在从大厂资产中挑肥拣瘦地切了一块后，改名叫前进铸钢有限责任公司，到了2000年秋天，子弟中学也正式更名为九中。乳腺增生发病前，母亲在前进铸钢的后勤干了快一年。商业城的服装店关门后，她又在前进铸钢新址的南二门开了个澡堂。当时我也疑惑，商业城生意还行，为啥要去开澡堂呢，但想归想，并没有多问。后来回迁房下来，因为大娘抱怨，父母就把奶奶接到了家里。对伺候奶奶，母亲当然有怨言，唯一的房子给了老大，临老却要老三伺候。其实我们和奶奶一点都不亲，毕竟子女多，加上她生病早，我跟她几乎没有任何感情，王琳就更不用说了。
王德胜那时应该四十多岁，摇身一变成了前进铸钢的一个股东。高一时有次找母亲要钱，在后勤楼前见过他一次，这货正西装笔挺地跟一老头聊着天，见我经过还特意瞅了两眼。2001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在仓库旁的小树林里看书时，一辆奥迪A6径直开过来，停在了水泥场旁。来人花衬衫、沙滩裤，在门口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见没人应就要推门进去。我走过去，问他干啥。他转过身来，扬扬手里的几兜东西，笑着摘下了墨镜。我这才发现是王德胜。像是突然想起来，他一拍脑袋，问父亲那天是不是有班，我说对，他又扬扬手里的东西，说：“员工福利。”
“早知道你爸有班，就不用白跑这一趟了！”他“哈哈哈”的。我第一次见员工福利竟要老板亲自送到家的，就没接。他瞅我一眼，笑了笑，自顾自地把东西放进铁皮屋，有一会儿才走了出来。“还行，”他说，“也不是太热。”这话说得忒违心了。之后他便问起母亲，说病好多了吧，怎么人不在家呢。那天母亲应该是去医院复查了。我说了声“不知道”就朝小树林走去，很快又回头撂了句：“别他妈耽搁我学习！”说实话，看到他那个大鼻子，不由想到他的那根鸡巴，真想捏把刀给他割了。当然，我没了机会，因为没多久王德胜就消失了，忘了是在01年秋天还是02年春天，反正那时前进铸钢还没搬迁。听说是跟二奶跑了，家里人也找不到，奇葩的是家里人压根没有找他的意愿，最后还是一个股东报了警。警方在深圳找到了二奶，但也只找到了二奶，这位河南姑娘还不依不饶，说后者欠她多少钱没给，“靠他娘个屄”。也有说该在大湖里找找，那一阵王德胜正为情所困，以酒度日，淹死他娘的也不奇怪。这些添油加醋的细节都是几年前听一发小说的。他告诉我，事发一个多月后才开始在大湖里找，原本只是走流程，不想还真找到一具尸体，淹死好一阵了，可惜并不是王德胜。据说当时也没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警方怀疑过他的家人，再就是前进铸钢的其他股东，特别是大股东一一跟王德胜闹掰了，想把他排挤出去。但怀疑归怀疑，一没尸体，二没立案，问了问话，这事也就翻篇了。也没准，表弟正在哪儿逍遥快活呢，现在我是想明白了，有些人生性如此。
污水池嘛，其实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漫长的建厂过程中一点点挖出来的，包括十八里铺盖房子也是从那里挖沙。03年为响应蓝天运动的号召，前进铸钢“自愿”搬到了工业园区，没多久大湖就被圈了起来，有说法是要改造成人工湖，但后续就没了音。直到近几年都还有人在里面游泳，当然也在继续淹死人，前两年大清理，光遗骸都二十来具，听说有些是文革时沉塘的，尸骨上还缠着铁链，因为没人认领，都不了了之。今年春节几个高中同学喝酒时，有个逼反复提及“西湖公园”，搞了半天就是以前的污水池，他说：“已经开工在建了，你不知道吗？”是的，我不知道，01年之后，我便再没去过那里。有时我也会想起大湖，想起在那儿游野泳的日子，还有湖边的垂柳、芦苇和小桑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