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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包含成人情节。
现在想想，母亲到省城来或许要源于我打给父亲的—个电话。年初老马单位办房补时说要用到户口本，那阵父亲休假，我就托他抽空去派出所剌—个，完了随口问及母亲。他说上班去了。我问她现在干啥，父亲说在哪个高中干保洁。“你说她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他口气颇为不耐烦。我说又不指望她挣钱，爱干啥就随她去呗。父亲显然给呛了一下，顿了顿，又开始抱怨母亲打牌。我说：“娱乐嘛，有度就行，为这个跟她生啥气啊？”电话那头不知嘀咕了句什么，半晌才说：“没说不让她打，是她打牌都打不痛快，天天唉声叹气的，说活着没意思，啊？啥叫活着没意思？啊”，说句不恭敬的话，当时的父亲简直像头驴。老实说，我也楞了下，随后笑笑：“更年期嘛，让她到处转转，散散心。”说这话时，有几个字差点脱口而出，又被我生生咽了回去，除非迫不得已，我并不打算把母亲纳入我的生活环境里来。而父亲还在唠叨，我的话他大概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说母亲好好的服装店不干，租给别入，也不知图啥。“咋地，还想当资本家啊？你说她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是不是进水了？”显然他喝了酒，一通电话把半年的口水都喷了出来。谁知有个一周多，母亲突然来电话，说户口本剌好了，要不要给我们送过来。这话什么意思园而易见，我只能说：“好啊。”
其实母亲在我这里，如果不跳舞的话，每天也就是买菜做饭，看看电视翻翻杂志，搞点十字绣。这种生活是否足够充实、愉悦，我说不好，毕竟快乐简单，能否把握住快乐却因人而异。换我，可能吏愿意待在老家，至少那里有熟人可以扯皮、打牌。她在老家跳不跳舞我不清楚，以前大厂还在的时候，母亲扭腰歌倒算个好手。当时每年三四场文艺汇潠，除了我们中小学生，大人们也有节目，相声、小品、唱歌、舞蹈、乐器演奏、职工技能表演大赛，然后就是扭腰歌和群体交谊舞。印象中扭秧歌母亲必然参加，舞却很少跳，吏别说交谊舞了。因为跳舞，厂里还闹出过不少花边新闻，包括我一初中同学他妈，被所谓的奸天用裤腰带勒死，丢进了锅炉里，男的从炼钢厂主烟囱跳下，结果当场没摔死，还站起来走了好几步。这事传得神乎其神，一度成为大厂都市传说中被采用最广泛的蓝本。前几年烟囱爆破时，各媒体都在玩“时代记忆“什么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却是那个奸夫。而所有这些节目中，含金量最高的当属职工技能表演大赛，头等奖两三百元，顶半个多月工资，父亲作为一名副班长却从未参加过，这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参赛名额都是内定，不是谁想表演就能表演的。大概就像分房一样，我家作为一个双职工家庭，年年评级都差一点，直到大厂倒闭都住在十八里铺。
所渭大厂就是五厂，五厂就是第五铸造厂，包括炼钢厂、翻砂厂和电池厂，老早还有个铝制品厂，一年发生了两起事故，死了二三十号入，没多久就要了。母亲原本就在那个轻工铝业，后来才去了电池厂，而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新兴产业，电池广反而是上世纪未下岗潮中最早倒闭的。有时父亲开玩笑，就调侃母亲“克厂”她通常都会生气。这也很好理解，父亲城市户口，子承父业，母亲农村户口，幸亏中专毕业，不然也进不了大厂。对大厂身份，她可能更为在乎。但母亲决不是个死脑筋，相反，心思比大多数人都要活络，下岗后四处打工、摆地摊、承包澡堂、开服装店，她啥活都干过，父亲呢，到头来还是个模具钳工，只是厂子从国营变成了民营，他也从副班长变成了线长。
所以话说回来，母亲要是真的想跳舞，也未必不能理解。周三这天气温骤然回升，最高飙到二十五六度，吃过晚饭也不见凉，马玲玲难得屈尊陪我们下了趟楼。注会她去年考了两门，今年考三门，要我说，能过一门就算成功。此说法令老马很是不忿，一路上都对我爱搭不理的，母亲居中调和都没用，这无疑让我心情愉悦，连五花八门的彩灯都顺眼了许多。兴许是天热了，跳舞的队伍庞大了不少，背景音乐也换成了电音，节奏明显加快，三个黑T白裤的年轻人在前面领舞男的飞机头，女的单马尾，看起来倒是动感十足。可惜动感是他们的，后面跟不上的不在少数，且越往后越是乱作一团，场面相当有趣。老马手忙脚乱的，跳着跳着自己都笑了。另一位要好得多，大概是适应了，一明一暗中，她扭腰摆臀，怎么说呢，过于张扬了，个人认为这种舞蹈可能不太适合中老年人。一曲结束后是舞蹈教学，教练正是飞机头，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这哥们顶多二十出头，言谈举止却分外老道。母亲冲我招手，我摇了摇头，马玲玲不屑地撇了撇嘴。一会儿功夫，身边挤满了人，喊老马打球去，她不理我，年纪轻轻就痴迷于广场舞，这姐们老了什么样可想而知。
半个多钟头吧，接到老马电话，说她要回家学习，让我过去陪母亲。又打了两局，我才往回赶，到舞场时将近九点半。这点儿总算冷清了些，尚有闲情逸致的大概十来对，老李有一个好，就是特征分明，隔老远就瞅见他领着母亲在光影丛中上下翻飞。一曲过后，母亲好不容易看过来，我冲她指了指手腕。不想老李也尾随而来，跟我聊了几句，在他话题越发开阔，试图指导我国台海政策时，我埋头看了看表，于是母亲笑笑向他告辞。说不上为什么，这跳舞也没几天，感觉她脸色都红润了许多。其实不光老李，连老张、老杨乃至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人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见我满头大汗，老头们会说：“小伙子，跑完步了？”我觉得有些荒唐了。
进了楼，母来首奔楼道，速度还挺快。我迈着大步，到二楼才超了过去。爬了有三四层她就喘了起来，说：“你慢点儿，妈这老身子骨哪能跟你们年轻人比？”
“哟”又上了一截楼梯，我才停下，一面稳住呼吸，一面说“老啥呀，不少人都说你年轻呢。”她小声“啊”了下，不知是没听清还是想喊亮声控灯，反正灯没亮，所以我跺了跺脚“有人说咱俩像姐弟。”略一犹豫，几乎在她转过弯的同时，我说。“真的假的？”看来这次她是听清了，边喘边捋了把脑后的马尾，那副表情我说不好。灯光陈旧，像加了什么滤镜，我忍不住瞟了眼声控灯。“骗你干啥？”我听见自己说。她一声不响地超过我，又往上爬了半层，然后就笑了起来，边喘边笑，她甚至试图继续往上爬，结果一个趔趄退了回来。我不由砸了砸嘴。母亲却不为所动，拽着扶手笑得前仰后合。她衣袖高挽，俩胳膊白生生的，细腰下的臀部在串串笑声中撅起又放下。说不上为什么，灯光把一袭黑衣勾勒得无比光滑，乃至后腰露出的那抹肉越发显得白。于是黑暗便降临了。我咳嗽一声，又跺了跺脚，催她快走。等我靠近，她才止住笑，说：“妈有那么年轻啊？”我没搭茬，捞住她胳膊就往上爬。没几步，她挤挤我，声音犹带笑意：“不问你呢？”
“行了”我说，"再这么笑咱现在就得坐电梯去。”是的，那晚没剩几层楼，最后还是坐了电梯，据母亲说，就这她腿都酸了一天。之后我们就开始爬楼梯，不管先电梯还是先楼道，最多爬十层一一至少目前是这样。打十一楼往门廊走时，母亲突然说：“那别人问起来，你可别说是我儿子。”她气还没喘匀，似笑非笑的。“随你啊"说实话，我愣了愣，瞥见楼道入口的小广告才回过神来。“那一一不说儿子说啥？”这话也不知哪里不对头，没说完我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几乎“噗嗤”一声，她叉着腰，笑得背过了身去。幸亏电梯里有人，让这位消停了一会儿，她脸都红彤彤的。“哎呀妈呀，这玩笑开得，没大没小！”我掏钥匙开门时，她在我背上来了一记，说着似又要笑起来。
刚进卫生间，就听到马玲玲说母亲有个电话啥的，所以一泡尿后我顺带着冲了个澡。出来时，老马嚷着开西瓜，等我切好瓜，她又进了书房。母亲在阳台，应该还在打电话，推拉门关着，说些什么听不太清。问她吃西瓜不，她貌似应了一声，至于是吃还是不吃，大概得问老天爷。风卷残云地啃了两块后，我觉得还是给她送几块比较好。母亲端坐在摇椅上，听见门响只是抬了下头。我递盘子过去，她先是摇摇头，后又冲一旁的凳子点了点下巴，完了视线就回到了那盆两年来第一次被修剪过的多肉上。整个过程中，她嗯嗯嗯的，也不说话。和马玲玲对打了好一阵，母亲才进来，西瓜原封不动，她说她还没洗手。我问刚才给谁打电话了，她柳眉一拧，反问我咋了。我说：“你不说我也知道。”她不吭声，起身去往卫生间。“又要钱是不是？这都毕业多长时间了？你就惯她吧！”我没忍住、往沙发上捶了一拳。母亲蓦地停住，转过身来：“王辉，当妈的还在，琳琳的事儿不用你管，也轮不到你管。”这句是家乡话，声音不高，但她披头散发的，脸都憋得通红。“又咋了？”老马一嘴泡沫地从卫生间出来，瞪了我一眼。我没理她。我最厌烦的，就是母亲在我们一一特别是马玲玲面前提起王琳，净说她的一些好话，变着法子自欺欺人，她那个模样、表情乃至说话的语气，我是发自真心的厌恶，我觉得这多少沾点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亏是我妈，不然真想一脚给她踹出门去。
五一放三天假不算周末，也就一天。原本打算回趟老家，但马玲玲早在周一就宣布他们单位错开节假日另有安排，计划也只能泡了汤。老马提议把父亲接过来，母亲在灶台烙着饼，也不知听到没，我说他应该不休假。其实休不休假倒是其次，接过来待一天就送回去，图啥呢？老马这么聪慧的人在有些事上却傻得可爱。曹磊取保候审的审批期限早过了，不说书面文件，连任何口头通知都没有。给主审法官打了一天电话，总算是接了，说辞依旧不变，让等通知。我说能给我换成人工客服么，她竟然听懂了，半响笑一下说：“那也得等通知。”其实前两天刚见过小倩，大致情况也给她说了，让她等着开庭，后续要不要重新申请取保看具体情况。她说她早料到了，沉默片刻后又问：“快了吧？”虽然不确定“快了”指什么，我还是点了点头。夕阳吹拂着那张小小的笑脸，在后面的白墙上留下一抹残影，我愣了愣，扭脸看向别处。
就是这天出去跳舞时，母亲突然问起了案情。她甚至知道小倩，直截了当地问“小倩家那个案子咋样了？”其时刚好经过小区广场，老头们甩起鞭来胶牙切齿，仿佛抽的不是陀螺，而是脚下的地球。我感觉耳膜都要被震裂，就没吭声。她笑笑，解释说马玲玲给她说过了。“那你还问我？”我没看她。“就知道个大概，再说，就是问你进展嘛！”这么说着，她试图挽住我胳膊。我灵活一闪，就躲了过去，半响才啧一声：“跳个舞事儿还挺多。”
“行了”她用普通话说，“我就问问，不说拉倒。”天边还挂着最后一缕晚霞，像即将熄灭的钨丝，风送来什么花的味道，让人想打喷嚏，我揉揉鼻子，哼了一声。不想，她兀地在我腰眼上捅了一下，跟着就笑出声来。如你所见，我言辞粗鲁，她却表现得相当温和，与印象中完全不同。甚至这次到省城来的母亲似乎都与记忆中不太一样，她的急脾气当年在大厂也算小有名气，说起铝厂财务科的邵小荣谁都知道是个火箭筒，后来变成了电池厂财务科的邵小荣，翻砂厂日用品发放室的邵小荣，南二澡堂的邵小荣……不管怎么变，大家都知道她嘴快，有次大院里来个收废品的，嘴皮子溜得很，翻砂厂的一个小领导还专门喊母亲过去，说要比试比试，看看到底他妈的谁能说。
可能快五一了，地摊规模大了许多，连东湖路与小树林之间都灯火辉煌。这让母亲眼前一亮，说今天少跳一会儿，四处逛逛。我问她想买啥。“啥都不买，逛逛不行？”她伸伸腰，衣摆下曲线婀娜。我两手操兜，没吭声。她今天穿了身新绿色的三叶草健身衣，前几天马玲玲网购的，我说别搞得太紧身，死难看，老马对我的审美嗤之以鼻，甚至在母亲试穿时拉我过去对线，说这才显身材嘛，我的回答是“呵呵”。这天球场上人也多，要打什么社区比赛，几个熟识的面孔喊我上去，我摆了摆手。也幸亏没上，第二节没完，篮球就变成了相扑，小欣赏了一会儿，我就开始往回赶。这点儿散步的人多得跟赶集似的，我只能沿河岸走，等爬上堤坝，一眼就望见了老李，某种程度上，他的秃顶吸纳着日月精华，照亮了我的前程。然而没几步，我突然发现跟他跳舞的不是母亲。放眼整个舞场，哪有她的身影？十几米的路程，我搜索了好几遍，依旧一无所获。彩灯闪烁，树影摇曳，炙热的路灯罩外已有蚊虫聚集，我一时有些蒙圈。最大的可能是老马过来陪她逛街去了，但她们实在应该给我打个电话。还有一种可能，是的，我甚至想到了前阵她们说的跟踪事件，在我眼里，它曾经只是马玲玲的一个小把戏。
正要上前问问老李，胳膊被人碰了一下，一口操着浓重豫北腔的普通话对我说：“在那边。”他没必要地把声音压得很低，一张四方脸紧绷着，在我看过去时边摇扇子边朝花坛东侧挑了挑下巴。我只能冲他笑笑，然后将信将疑地沿着花坛走了小半圈，直到绕过雕像和几棵树后，才发现这里别有天地。同样的背景音乐，同样的彩灯，但因为林木繁茂，这里光线明显暗淡一些，你要说这样更有舞厅的氛围，我也不反对。母亲当然在，跟她跳舞的是个飞机头，应该就是上次领舞的那个，白色紧身衬衣，黑色紧身裤，脚上的尖头皮鞋没准能戳死人。虽然知道这是专业舞蹈服，我还是觉得过于夸张了。但他水平确实很高，带母亲踩着音符。在方寸空间里兜来转去，矫捷而灵动。我这才意识到，他就是那天对门妇女的舞伴。不知是不是错觉，浓厚的光影中，俩人有说有笑的，一个越式180度，母亲又回到他怀里，他凑上去说了句什么，后者笑着在他肩上拍了一记。我看看表，九点十五。除了母亲和飞机头，这里还有四五对，大部分黑T白裤，应该是飞机头的同事或朋友，几个妇女夹在其中多少有点怪异。对门也在，跟个瘦高个跳得过于黏糊，两人几乎要拥到一起，男的手不是放在背上而是在她腰间不易觉察地摩挲着。我险些打了个喷嚏。
是的，周遭簇拥着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十字花科植物，爆炸般呕吐出大片大片的白色花朵，花瓣肥厚得像是在水里侵泡过，夜色下，它们迅速膨胀，连同那股浓郁的花香，在空气里无限蔓延。整个空间都弥漫着一种极其辛辣而刺鼻的味道，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忍受的。我希望他们早点看见我，但是没有，压根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外来者的闯入，多么遗憾！背景音乐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想一曲结束时上去打断他们，许久才发现这歌是在无限循环，永远不会有结尾。别无选择，我只能朝母亲走去。穿梭在蝴蝶丛中，迎面总算拂来了一丝凉风。就那么两手操兜，我背靠一株女贞树，静静地看着他们跳。那么近，我几乎能感受到母亲的呼吸，还有飞机头油腻的发胶一一我敢打赌它闻起来像烧糊的猪皮。这货长着一张娃娃脸，白白净净的，比我矮一点，不过毕竟会跳舞，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看的装逼气质我是自叹不如。他们小声说着什么，我险些抓住那些字句，却又被它们在音乐声中溜走了。这次是一个越式360度，母亲旋转一周，然后就突然睁大了眼，几乎与此问时，我说“还没跳够呢？”
问母亲还逛街不，她说当然要逛。我说：“那你跳舞跳到现在？”她不好意思地笑笑，问我啥时候来了。我说起码等了她半个钟头。“正经点儿！”她师师嘴。给我一巴掌，又顺势来捞我胳膊。我躲开了。为此差点撞倒一个小屁孩。她赶忙弯腰慰问一通，又跟人家长寒暄了两句，再转过身时就怪我冒失。我问：“这人谁啊？”她皱着眉“啊”了一声。“刚跟你跳舞那个。”我停下来，试图点根烟。“你真不知道？”她双手抱胸，“啧，又抽！”我说我上哪知道。她说：“李秋梅她外甥啊，还以为你知道呢。”我一时都没反应过来李秋梅是谁。“对门那个胖媳妇儿！”在我大概意识到时，她撇撇嘴，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火机怎么也打不着，不断有人超过我们，让我没由来地产生一种挫败感。“这小孩舞跳得真好，跟以前厂里那个谁一样，那个……”半天她都没想起来。“狗屁外甥”我把烟和打火机揣回兜里，“听谁说的，你还真信呀？"“外甥就是外甥，你狗屁啥呢？”或许是因为我的语气，母亲也不太客气，她一口咬定飞机头就是李秋梅的外甥。我问对门是哪里人她知道吗，她问哪里人，其实我也不知道哪里人，但无疑是北方人，且绝对是本省人，而这外甥操着湖南口音一一如你说见，这件事至少在逻辑上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于是我发现自己理屈词穷了。半响，我说：“他这是上夜班，忽悠着你们办卡，长点心吧。”她说人家几个同学一起创业，是开健身房的，还弄有网站啥的，教跳舞只是副业。我不明白她什么脑回路，副业就不会忽悠人办卡了？还是说这货产业大到拿副业玩呢？实在懒得扯淡，我打算结束这个话题：“等着瞧呗，过几天一准儿让你们办卡，不然人图什么呀。”不想母亲来了兴致，她说：“你这人就是心思深，把谁都当坏人，整天提防这个，提防那个，累不累啊？”她这话把我气笑了，只能摇了摇头。然而还没完，她靠过来，继续说：一天天管得还宽，咱过好自己不就行了？到头来吃苦的不还是你？年检老卡着，也不是个事儿吧？”终于来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把这两个话题联系到一起的，更无法理解她如何在语言学上实现了它们的无缝对接。我被自己的愚蠢气坏了，所以“操”了一声，扭头就走。
马玲玲问我咋回来这么早，我懒得理她。“咱妈呢？”她问。我说：“我哪知道啊？”她跑门口看了看，回来时哈哈大笑，好一阵过来挠我一下，问我是不是吵架了。我捏着遥控器，没搭茬。她声音陡然提高几分，说母亲不认识路。我说她傻啊，不认识路。“这不正修路么”她说，“以前都是走东门。”这个说法就离谱，南门怎么也走了两三次，说不认识路实在是侮辱一个正常人的智商，所以我没吭声。她坐过来，问我到底咋了，我让她学习去。老马起身就走，进了书房后，又探出头冷冰冰地撂了一句：“王辉"你妈丢了可不碍我事儿！”我就着西甲集锦喝了点啤酒，回了几个电话。再看看表，十点出头，而门外依旧没有任何响动。就这么熬到十点半，人还是没回来，我只能给她打了个电话。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手机在屋里响。马玲玲跑出来，从冰箱里拿了瓶水后径直返回了书房，一句话没有。没办法，我换上鞋又出去了一趣。
在小区广场假山旁碰到了对门，飞机头也在，六七个人吧，扎一堆聊得兴高采烈。其实隔老远就看到了他们，但我急冲冲的，也没细看，还是李秋梅先叫住了我。她用自己特有的那种软绵绵的嗓音说：“王老师！王老师！”于是我就看到了那颗油头粉面的飞机头。他那伙同事只剩个马尾女，其他几个女的略有印象，应该都是本小区业主，看来这货是颇受欢迎啊。我问对门有没有看到母亲，她东一句西一句，加上在场诸位的群策群力，最后得出结论说母亲正跟老李他们在河边聊天呢。客气了两句，我迅速往河边走。我倒是想跑，但那么多人看着，恐怕也不合适。出了南门便开始狂奔，走文汇路，绕过东湖路，穿过小树林，大汗淋漓中，总算上了堤坝。打花坛西侧绕出来，一眼就看到了母亲。她孤零零地坐在路灯下，披头散发的，一动不动，那一身新绿似是要消融在夜色之中，而远处的塔吊灯在几近干涸的一汪臭水里不知疲倦地闪烁不停。我抹了把汗，兀地就眼眶一热。说实话，至今我未学会如何与父母相处，不见面也许会牵挂，处一块没多久必然会争吵。马玲玲在的话，情况会好一些，只是现在，连老马这个抑制剂也在逐渐失效了。
周五我临时去上海出了趟差，回来已是周六下午，等办完事到家快九点。屋里并未如我所料那般黑灯瞎火。老马在书房，但母亲不在家。问她母亲呢，她说跳舞了呗。问她咋没陪着，她眼瞪得像牛蛋，说她得学习，我不由撇了撇嘴。“咋，你妈还能丢了？”她说。我说：“丢了好。”老马就笑了起来，捂着肚子，中毒了一样。等终于笑够了，她说有人陪着，今天对门喊母亲一块出去了。虽然对门的胖妇女我一向不太喜欢，但母亲能在这儿交点朋友，说说话，也不是一件坏事。这天近十点母亲才回来，自己拿钥匙开了门，红霞满面的，应该玩得不错。我想说点什么，但咳嗽一声，到底是没憋出一个字。还是她先开口，问我啥时候回来了，我说刚到，她问吃饭没，我说吃了她点点头，进了卫生间。再出来时，我问她咋回来这么晚，她说在广场上拉伸了，我“哦”了声。但老实说，又没跑步，有啥好拉的呢？无用功。
就在这天晚上，父亲来了个电话，问我们五一回去不。虽然假期已过去三分之二，我还是把基本情况给他说了一遍，包括马玲玲的提议，他说行不通，因为他们就放半天假。然后他就问起了母亲，说打她电话也不接。我告诉他应该是散步去了，手机放在家里。“跟我妈说两句？”我说。他说不用不用，但我当然还是把手机递给了母亲两人嘟嘟囔囔地说了许久，她甚至两次跑上阳台又返回。我问咋了，母亲说电火锅找不着。我问他一个人吃火锅啊，她说有工友，大概是跟张全他们。然而电话那头安安静静的，至少我接电话时是这样。我觉得父亲是想让母亲回家了。而母亲以她的沉默向我表示她不愿意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