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8章 第三次打击（7）

华西列夫斯基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距离不够，连带战役时间也不够。

距离不够很显然，即便红军同意放弃伏尔加河右岸地区，德军进攻部队距离本方至关重要的战略节点也只有600多公里，该距离与莫斯科或斯大林格勒出发进攻的红军距离基本接近。红军本就在机械化运动能力上逊色于对手，而在实战过程中，德军只要撤军即可走完这600多公里路程，而红军那500多公里距离却需一段又一段打过去，谁更容易一目了然。

届时很容易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红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赶到战略点，结果大举回防的德军已撤退，红军不仅功亏一篑，还可能因为德军重兵部队加入而损失惨重。

能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的是红军事先在德军撤退路线上部署狙击部队，但又要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又要部署足够兵力狙击，华西列夫斯基认为超越了红军的现有能力。

“唯一可利用的办法是迅速进军，但我坚持认为时间完全不够。”华西列夫斯基概括道。

对这条意见，斯大林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没继续追问下去，只不动声色地问道：“那第三条呢？”

“第三条是这样的进攻不可能获得我们期待的、决定性胜利。”华西列夫斯基解释道，“这是我从根本上反对这次冒险进攻的原因所在。”

他一开始说这话时还有点拘谨，但越说越放开，越说越大胆。

“即便我们达成了战役目的，所取得的成绩和战果也很有限，我们不可能借此消灭德军重兵集团，最多只能迫使敌人停下前进的脚步稳固后方，而我们却要动用为数不多的优秀部队执行进攻任务——这根本是以我之短攻敌之长，等把这点机动力量、装备消耗殆尽后，就算撑过这个冬天，明年春夏之交的日子也会很难过。”华西列夫斯基阐述了自己的想法，“目前距离冬天只有2个月，德军如果要进攻也只有2个月，我们放开中路让他们打，只要我们扼守住以莫斯科为核心的北翼和以斯大林格勒为核心的南翼，他们目前取得的任何进展都是一个巨型突出部，始终面临我军从突出部底线出击的威胁，德国人难道还能飞上天去？”

他差不多洋洋洒洒说了大半个小时，边将便还观察最高统帅的表情，发现对方听得很认真，在旁边的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也频频点头，虽然他奇怪为什么今天汇报时斯大林同志让另外两位也在场，不过受到鼓舞的他还是毫无顾忌地说了。

“您说的意见很好。”斯大林追问道，“这些意见康斯坦丁同志知道么？”

“知道，我和他都交流过。”

“他有什么想法？”

“他还是没放弃在中亚战场的努力……”华西列夫斯基有些弄不懂这位老搭档的思路：中亚战场明明事不可为，为什么死缠烂打不放？朱可夫现在不但工作重心在这里，连本人都跑去现场直接指挥。不过他不愿意在最高领袖面前说对方坏话，只解释了一句，“朱可夫同志还是坚持一贯的观点，认为苏维埃的未来不能再久拖不决，既然打算和德国人搞停战谈判，那就痛痛快快打上一场，拖得越久对我们自身伤害越大，对今后国家元气的恢复也越不利……我反对他这种自暴自弃的盲动态度，明知道取胜机会寥寥无几，硬要往前凑……”

平心而论，华西列夫斯基这段话虽然带有一点情绪，但还是把朱可夫的无奈说了出来，他相信斯大林完全明白背后的用意。

“我明白您的想法了，容我再仔细思考一下，希望总参谋部就德军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的做好应对。”

“是！”华西列夫斯基敬礼后就告辞了，只留下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三人组。

“对刚才这番话你们怎么看？”斯大林问自己的两个亲密战友。

莫洛托夫叹了口气：“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用自己专业的态度诠释了标准的军事路线，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位合格的总参谋长，而朱可夫同志显然更像一员统帅，他真正知道党和国家需要什么。”

伏罗希洛夫摇摇头：“朱可夫同志在作战计划有关个人意见的电报里将一切都说得很清楚了——综合权衡后，这是目前的次优选择，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要么没接受这个结论，要么朱可夫同志没把全部意见告诉他，我猜是后一种可能。”

没人傻乎乎去问为什么朱可夫不把意见对华西列夫斯基全盘托出——这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表现，因为决定朱可夫下战役决心的已不是纯粹军事因素，更多地掺入了政治和其他方面情绪的考量。他前次已对华西列夫斯基暗示，两人在重大决策上不能完全一致，这不仅是为了自身，更是为了红军的前途和命运。

朱可夫显然比华西列夫斯基更能明白斯大林决定放弃列宁格勒的用意：在后者看来，这决定多半是为了改善不利的战线态势，而在前者眼中，这标志着斯大林同志已基本下定决心要和轴心媾和了，双方唯一的分歧在于具体条件还谈不拢，所以需要再磨一磨。朱可夫认为计划的着重点就在于帮助下定决心、加快议和进程：要么是进攻成功，红军取得一定优势从而迫使德方答应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要么是进攻失败，红军丧失最后的进攻能力，帮助斯大林同志下定决心接受德国条件——德国人会不会继续提高要价还在两说之间。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看问题是有明显分歧的，很多时候甚至截然不同。就放弃列宁格勒这件事，华西列夫斯基的解读是出于军事需要——缩短了战线、节约了兵力，赢得了宝贵的重整机会，而朱可夫的解读是出于政治需要——斯大林同志需要试探一下德国人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试探一下国内民众对与德国停战媾和的接受度，以及如何看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