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线局面尚未根本性扭转的情况下，南面又传来了德军占领伊拉克，威慑土耳其和波斯的消息，斯大林的焦虑情绪变得更加严重。虽然他立即指示朱可夫等人按英美要求抽调15万军队进入波斯巩固苏联柔软的下腹部，但依然面临极大困难——这意味着他给顿河前线准备的30万预备队一下子就少了15万，同时中亚方向的二线梯队也变得不能再用。顿河前线的总兵力只勉强从230万增长到了240万，数字在账面上增加得很快，但有多少战斗力真是鬼知道了。
很多集团军司令员抱怨现在一个步兵师里到处充斥着45岁以上的中年兵，连三周的紧急训练都没及时完成，几乎要从头教起——在战事如此激烈的当口，这根本就是一种奢望。他们普遍认为这种补充部队一个师的战斗力还不如以前两个营，迫于军、师级指挥官的直接压力和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人的一再请求，斯大林咬牙再次从远东抽调了15万部队。经连续抽调之后，远东红军总兵力从145万下降到不到105万，不过平均战斗力水平依然是最高的，兵力总数依然超过其当面之敌（70万日本关东军）一半，主要重装备是其3倍以上。
对顿河前线这场战事现在连斯大林自己都萌生了退意，想放弃罗斯托夫这根难啃的骨头，转而将军队主力挪用到莫斯科方向并调转战略进攻方向，但大规模撤退不是件容易事，曼施坦因一直死死盯着红军动向，稍有破绽就会凶狠地扑过来。因此，以顿河为核心的南翼战场依然是东线的主战场——北翼战场，60万兵力的北方集团军群与75万红军对峙（芬兰战场上尚有5万德军协同30万芬兰军作战，他们面临35万红军）；中路战场，105万的中央集团军群面临的是130万红军；南翼战场，160万兵力的南方集团军群面临的是240万红军。除此之外，红军在草原军区有15万预备队，在中亚有5万后备兵力，在波斯和外高加索有近25万兵力；在远东还有105万兵力。总计约630万的红军地面部队被使用得满满当当。
红军清楚，德军虽然在前线及前线接近地的兵力只有300万出头，但其摆在明面上的力量绝不止三个集团军群的力量（已内含20万轴心同盟军），德国人也仿效红军开始设置战略预备队——这是霍夫曼在裁军扩师、缩小集团军编制后采取的第二个重大方针调整，在原本历史时空中，德军在东线是没有预备队一说的，一旦前线吃紧就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不但加大了各防区压力，也加重了运输负担，显得极为被动。霍夫曼经过认真考虑并反复与凯特尔、蔡茨勒等人商议沟通后，确定在波兰以东、横跨立陶宛南部、白俄罗斯西部、乌克兰北部地带组建战略预备队，初步打算编成一个拥有20-25万兵力的东方集团军群。目的在于让三大集团军群的部队有一个休息、轮换的场所，而不用一休整就跑回西线去。
得益于霍夫曼抽干空军野战师、解放俘虏营看管力量、抽调巴尔干地区德军兵力、加快后备军补充等手段，更由于除南线之外其他两个集团军群用了拉平战线、放弃突出部、坚守防御等策略，东线地面部队在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三国撤退20万兵力之后依然保持着相对充裕和高素质的兵力。
与此同时，东方集团军群还得到了大批仆从军的协助：俄罗斯解放军已完成了最初3个师的编制，正开展第二批3个师的编成，除此之外，已发表过独立宣言的原苏联各加盟国部队也在陆续编成，到1943年1月初，总兵力高达17个师——其中乌克兰5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各3个（原本有党卫军部队，现在全变成有关国防军），白俄罗斯、哥萨克各2个，立陶宛、卡尔梅克各组建了1个师。这些基本是按德军统一编制组建而成的部队，每师人员接近1.5万，而不是红军那些只有5000多人的小师，总兵力已突破了30万。根据这些国家自己的预计和承受能力，未来将至少突破25个师。这批部队的去向是明确的，除直接编入一线作战的集团军群外，一律编入东方集团军群。
考虑到协调这些部队需要很高的威望和军衔，1月12日，霍夫曼签署调令，原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官魏克斯元帅接任东方集团军群司令官，他的位置则由防御大师莫德尔大将接替，而他给莫德尔的命令也非常简单——弹性防御并要求打出高交换比。
仆从军的战斗力虽然不能与德军相提并论，但存在意义很大，他们一方面利用武装力量在本国积极推动集体农场或工厂分配过程，另一方面又承担二线防御任务，帮助德军在后勤、补给、反游击战、治安等方面减轻压力，特别是在搜捕游击队过程中，德军经常面临人生地不熟的窘迫，而当地国家国防军却一抓一个准。个别战斗力相对较强的部队甚至还直接编入了作战部队，服从所属集团军群的命令。三个集团军群的兵力虽然只有310万，但几乎全部投入野战——这与日本在中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霍夫曼三令五申的要求之下，东线后勤处给这些仆从部队的武器装备不算差，全部用缴获的俄国军火武装起来，由于缴获装备多部队少，这些部队除坦克之外的装备水平很快就超过了俄军各师的水平，而且这批挑选过的装备大都是战前生产、做工精良的货色，可不是红军手中最近一年来粗制滥造、用来应急的低劣产品。
在本民族国家独立浪潮的推动下，更在土地分配的诱惑下，红军中几乎每天都有人员叛逃，有些是早就心怀不满、一直在寻找机会脱离的人员，有些是因为战役失败被追责或害怕被内务部追责的官兵，由于北方、中央两个集团军群相对战事不激烈，叛逃过来的人员甚至比德军自己抓的俘虏还多。
一边是分田到户和军属免税的优待，一边是越来越多投奔自己的伙伴，仆从军们的士气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作战意志也格外旺盛，德军也不是什么人都收，年龄明显偏大、身体偏弱的人员干脆利落的打发他们复员退伍，而战俘营里的非俄罗斯民族俘虏释放速度也大大加速，到1月上旬，除部分中高级军官和政工人员外，几乎已看不到非俄罗斯战俘了。虽然这些战俘和叛逃人员中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参谋部已放心大胆地将二线任务交给了这些仆从军，专门用对付红军，至于甄别混在里面的破坏分子，那是盖世太保和新生各国情报与警察系统的任务，兼之党卫队特种分队取消了犹太人“最终解决”任务，也被赋予了类似使命。在德国国内抓叛国集团颇有心得的鲍曼被委派了这项任务，而一直无所事事的希姆莱则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犹太人交易，两人都沉浸其中而忙得不可开交。
从斯大林的本意出发，他认为仆从军们是比德军更凶恶的对手，特别是俄罗斯解放军更是梗在他喉咙口的一根刺，急于除之而后快，为此他派出了一拨又一拨的“肃反”队伍，深入敌后破坏，但从汇报上来的情况来看，效果显然没有预计得好，这些国家的集体土地分配工作虽然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干扰，但基本可以在春播前分配完毕，他派去暗杀独立运动领导人和俄罗斯解放军指挥官的任务也大多失败，只是白白赔进去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情报人员。他的心腹，收拾大清洗烂摊子的贝利亚没敢告诉他——很多情报人员一到目的地就叛变了。
内务部提交上来有关被占领土报告虽然隐晦并充满了乐观主义调门，但斯大林是知道后面潜台词的，游击战争收效甚微且反抗层级和规模越来越低，亲德反俄成为主流，一旦让这些分配下去的田地收获了一个完整季节，只怕再也不能阻挡他们投奔德国人怀抱的决心了。而让他更焦虑的是，情报显示红军撤退时破坏的顿涅茨克盆地煤矿已基本被德国修复完成，即将进行大规模开采，在大量煤炭开采出来并用于发电后，制约西部被占地区的取暖与工业动力问题将不再成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西部工业生产得到恢复，他都不敢想象未来战争的前景会如何。
“你是说，德国人已去了伊斯坦布尔，同时还给土耳其人送去了2个师的装备？”听完贝利亚有关被占地区动态情况汇报后，斯大林话题一转，又问到了土耳其人身上。
“是的。”贝利亚斟酌着用词，“情报表明，土军方欣然接受，其激进分子与德国法西斯一拍即合，但伊诺努总统和部分谨慎人物尚在犹豫之中。”
“波斯战事紧啊……”斯大林感叹了一句，便沉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