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章新旧
最终张謇还是否决了刘继业的主张。
不过大家都是精明人，彼此又有着诸多合作，不会因为刘继业提出了一个‘激进’想法就导致双方的关系产生什么变化。而刘继业也知道若是张謇都不认同，去找孙多森也是无望，三联银行进军农村的方案也就只能暂时搁置。
张謇其实说的没错，刘继业深知如果三联集团将金融业开展至农村，向广大的农民提供相对低息的借贷将极大损害地方地主的利益。
传统上中国地主的收入主要来自三项；地里所产出的农作物、佃农等农户租用土地的租金、以及高利贷。其中尤以高利贷获利最多，以利滚利不出三年所借款项就能翻好几番，许多大地主最初便是以高利贷发家，以他人家破人亡为代价而得以置办数不清的产业。
同样，刘继业也知道中国农村之所以长期得不到发展，近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被高利贷压得抬不起身来，无法将自己所获投资带来增长，反而只能不断地向高利贷输血，忍受压榨。
农村高利贷既是地主的压迫手段、也是农民人身和财产的束缚、更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以及工业化的重要障碍。
在文学社的讨论中，刘继业一直有关心如何农村工作。目前文学社的绝大部分主体全是江苏、安徽一带的中低层军官，混之以少数士兵，因此还不具备开展农村工作的基础。
尽管如此，刘继业还是努力推动让一批农村出身的下层军官和士兵进入文学社，甚至部分优秀的担任执行委员，并与他们积极了解农村的状况，听取不同阶层出身的人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和感受。
比如最近两年苏北农村普遍欠收，破产农民日益增多的问题。这个问题问小地主出身的军官，他们大多会认为造成问题的原因是前阵子发了水灾、水利设施经久失修，以及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的后果。
同样问题若是问大地主出身的军官，除了天灾和重税之外，也有一部分军官认为农民破产是因为佃农好吃懒做、民风败坏使许多人不务正业所致。
而农村底层出身的士兵，却会将责任推到地主身上，认为地主为了转移苛捐杂税而加重了租子、提高了利息，再加上天灾才会导致最终破产的悲惨局面。
此外，这些来自不同出身的人也用切身经历来增加说服力；比如大地主出身的军官就会举出例子，类似什么村里的王四不好好务农，成天赌博借高利贷，最后卖儿卖妻把祖田也给丢了，只能当乞丐。又如远方表哥本也是殷实人家，却年少轻狂被当地失地农民所骗，入了赌场输完又输，最后数百亩田地都入了他人手中。言下之意，那些破产农民无甚好同情的，都是些为非作歹的地痞；是因为他们自身品端不好所以才会破产失地，并且造成连锁反应顺带败坏了当地民风，连好人家都被这些人哄骗遭殃。
而底层的士兵却会讲述自家如何悲惨，一年所得泰半上交，种水稻的却连白米饭也吃不起。尤其是佃户出身……不，文学社如今一千六百名成员中一个佃户出身的也没有，最多是家中有佃户亲戚。从这些人口中，刘继业亦得知了佃农的悲惨境遇。
有些良心的地主收四成左右的租子、而那些无甚良知，双眼只盯着钱看的地主，所收的租子能高达七成五！佃农幸苦劳作一年下来根本留不下几块钱，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只能借高利贷，最后债务缠身卖儿卖女。
农民由于一年所得不足，又由于遭到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压迫使得抵御风险能力非常低，这是农村普遍的问题，只是这一问题在佃农身上尤其严峻。
为了找出能够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刘继业曾在文学社内组织了好几场讨论，将不同阶层的人分入不同小组，各自给出解决办法和理由。在这些讨论中，可以很鲜明地看到阶级不同带来的解决方案的明显区别。
上层的军官们认为官府应该减免农村的税捐，大力发展水利设施，引入新式的农具，亦有一个小组提出应该引入西方的化肥来提升农村生产力。低层的军官和士兵则有更多人主张限制租子、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将农田重新分配。
相对而言，由于都接受了初等的国家主义理论，文学社内的军官和士兵相比其他同一阶层出身的人而言，更能够接纳新式思想。
这些讨论时而激烈、时而平和，但由于每次都有文学社高层在因此都还算有序。在数次讨论之后，刘继业、蒋方震以及张孝准等人最终从无数方案和讨论中得出了一个大致的改善农村情况行动方针；一方面通过引进新式农具、机械、化肥来提升农民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必须通过强力手段削减租金和限制高利贷利息。
正是定下了这一方针，刘继业才会想到借三联钢铁厂产能过剩的名义，而极力主张三联集团开始向农村销售新式农具，开始逐步实现方针的第一个部分；通过引进新式农具等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来提升农民的生产效率。
减少租金部分需要等未来掌握了政权后才能通过武力为基础进行，但是刘继业等人认为限制高利贷利息方面可以现在就开始布局；方法同样是借助三联银行向农村输入低息资金，通过商业手段来达到降低利息的目的。
不过三联集团并非是刘继业所独有，张謇和孙多森同样也是大股东，此等事情也必须要征得他们的同意。
本来刘继业认为张謇相比孙多森多了些理想主义，应当是更能说服的对象，却发现对方同样是不愿意为了看不见的利益而得罪天下无数在农村从事高利贷的地主。
张謇的行为刘继业可以理解，本也对此有过判断。
早在刘继业开口提及农村借贷问题之前，文学社内部就曾对张謇的反应做出判断，大部分人认为他拒绝的可能更高。因此当张謇真的表露出拒绝的意思时，刘继业也并不意外，他本就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
张謇或许还没有察觉，刘继业却从来都知道这些实业家与自己并非一路人，只能是盟友。就算是状元郎、就算张謇再有报国的心思，面对要得罪天下数以十万计地主的时候，也会选择退缩。
并非是张謇有多么胆小、或者是多么自私，只是他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觉得得罪这些人没有必要，而且也觉得会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农村问题。
说到底，在‘状元实业家’、‘上海大亨’、‘金融大佬’这些表象背后，张謇依然是旧时代的人。是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最后成了状元郎的旧时代人物。其思想必然留存着浓厚的旧时代印记，相信地方自治，相信宗族的力量，相信通过儒家经典来教化百姓便能使社会安稳。
本质上张謇，以及其所代表的这一时代中旧社会的精英所崇尚的，是通过效仿西方所建立的工业、军队来维持传统中国儒家的社会秩序，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辅’的一个变种。
也正是因此张謇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办置重工业，却不愿意触碰可能导致社会动摇的农村高利贷。
张謇能够以状元郎的身份毅然辞去官身，投身实业当中，并一手将通州从破旧的渔村变成中国最现代化的城镇之一，其足以称得上是旧时代精英中最开明，最有胆气的人。同时，又因为其与刘继业相处那么久而变得颇能接受新式思维，眼界和思维高度也是超过了寻常旧时代精英。
然而就算是张謇也不愿意触碰社会改革的表皮，对得罪地主望而生畏，这让刘继业明白旧时代的精英是无法成为真正的同志。他所能依靠的，未来实现国家主义理想的，只有可能是一批没有经典束缚而成长起来的青少年。
从内心深处，刘继业觉得绝大部分文学社员；就算是张孝准和蒋方震等人，都有其局限性，都有着旧时代的许多残留而无法真正理解自己。其中只有绝少一部分人能够摆脱旧时代的烙印。
不过好在如今经过清廷五年多时间的新政立宪运动，中国已经有数以万计的年轻学子接受了新式教育。刘继业愈发相信未来自己真正能够依靠的，就是现在还在小学堂、中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这些年轻学子。
在刘继业原本的时空中，正是清末新政培养了一大批摆脱了儒家经典，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子，最终他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进而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现代化。
而在此时空线，刘继业亦终于认识到这些人的重要性。
现如今军权已基本稳固。从布局将来考虑，或许自己应该尽早入手，将目光从军队转移到课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