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畸形的进出口贸易，肯定不能说是单向的。要较真的话，那江苏等地种大米的百姓还受到朝鲜稻米冲击的影响了呢。
但问题不在于是否受到了影响。
问题在于，受到影响的这些人，是否能够影响大顺的贸易政策。
因为朝鲜的贸易政策，是不能自主的，尤其是边境采参杀人事件之后，扩大开埠，主动权已经完全在大顺手里了。
虽然朝鲜国内部已经迸发出了一些思潮，认为大顺对朝鲜，由“王道”转为了“霸道”，实际上大顺已经从夏变夷了。因为只有夷狄才只用霸道不用王道。
然而，大顺的核心力量在京城，京城的驻军、官员、勋贵、统治核心集团，是靠财政收入支撑的。
更深入的白银货币化改革之后，发下来的是钱。
发粮食，希望粮食越贵越好。
发钱，自然希望粮食越便宜越好。
真正的政治核心的这群人，并不觉得粮食降价是件太坏的事，那这件事也就这样了。
总归，朝鲜国其实最终也接受了这种结果，并且因为朝鲜国特殊的赋税制度、财政收入来源，使得朝鲜国王室，也最终认可了这种畸形的进出口贸易，甚至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利益。
朝鲜国，自称小中华。
诸如两班制度、种姓身份、奴婢制度、门阀制度等，没看出来哪里中、哪里华了。
但朝鲜国有一点，倒是很符合，那就是朝鲜国的税收制度，真的很符合黄宗羲通过总结历朝税制改革而提出的“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简言之，税越改越多，底层越来越苦。
理论上是从甲税、乙赋，合并改成丙税。现实是改成丙税之后，甲税乙赋都保留着——比如王夫之吐槽的一条鞭法，说好了是把过去的几股绳拧成一条鞭，结果变成了几股绳还在又加了一条鞭。
理论上，一些特殊税种，在特殊情况下要征收，一旦特殊情况过去就该取缔。然而现实是——比如经典的满清窃据天下后，继续征收“为了收复辽地、击败东虏而加”的辽饷。
理论上，甭管按照人头征税是否合理，但按照人头和劳动力征税，总能保证朝廷的财政支出。然而现实是——按照人头征税，必然导致拥有奴婢的官僚贵族，隐瞒人口；朝廷按照人头征税，那么一些人就选择投效贵族官僚；最后这些税全落在了最底层的百姓头上。
这黄宗羲定律在朝鲜国可是演了个全套。
甚至这还不过瘾，还加上了朝鲜国特色的“青苗法”，还谷制。
简单来说，所谓还谷制，就是变种青苗法，朝廷放稻米给百姓，然后用利息收入支撑官僚和王室消费。
不贷也得贷。
基层搞增收。
这种情况下，朝鲜朝廷也发现，哎，放高利贷给百姓，搞还谷制收那么点利息；为什么不把稻米卖给大顺，从大顺进口棉布之类内部销售，再赚一笔呢？
加之刘钰搞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周边国家的对外贸易，素来猥琐，从来都是主动帮对面建立海关、允许对面征收一定的关税的。
对日本如此，对朝鲜也是如此。
主动让对面征收关税，只是税率不高，恰好能把其本土产业压死，还又能让对面的朝廷保持一定的财政收入，从而对内镇压，顺带增加他们对关税的依赖。
日本是幕府拿着关税，美滋滋，帮着大顺压制各路诸侯，做大顺的守土官长。
朝鲜则因为情况特殊，还谷制和黄宗羲定律下的税制，都使得朝廷王朝手里的稻米是最多的。
以及伴随着朝鲜内部的变革，允许边远地方用土贡代替稻米。
这就使得朝鲜王朝，在经济意义上，蜕变为大顺资本集团控制的朝鲜贸易公司。
朝廷收税、放贷、收谷、收土贡；然后朝鲜的朝廷，再把这些米、人参、鹿茸等，卖给大顺，换取大顺的棉布丝绸瓷器铁器书籍；再把大顺的这些棉布铁器手工业品，在内部换更多的米。
朝鲜朝廷也不是没考虑过抗争，比如下达过禁奢令，希望扭转风气，从而禁止大顺的棉布、绸缎在朝鲜的流通。
刘钰做的反击也非常简单。
搜集了许多前朝隆庆年间被禁毁的《皇明通纪》，补贴刊行，往朝鲜运。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合法性问题了。
按照明朝开国之初和《皇明通纪》的说法，李成桂是权奸李仁任之子，其父子二人连弑四君，妥妥的得国不正。
本身朝鲜王继位就有点问题，他哥喝了口他的人参汤，嘎一下就死了，兄终弟及。
本来就扣个“弑君”的帽子。
追到祖上，说李成桂就是李仁任的儿子，父子二人弑君成瘾，朝鲜王室自然是扛不住了。怎么，这次你哥死，这属于是家族特色呗？
这李昑因为他的亲妈出身低，连士大夫读《史记》的时候，一句“尔母、婢也”都能暴跳如雷，搞文字狱，况于这事儿。
最终，大顺这边严禁一些“藩属惊诧”的史书出口，海关严查。
礼政府表示这史书写的不对，前朝隆庆年间就被禁了，李仁任其实不是李成桂的爹，我们修的《明史》不采取这个说法。
条件嘛，是朝鲜那边，放开禁奢令，大顺的出口品在海关纳税之后，不再缴纳其余的厘税官银在内部通行无阻。
同文化圈还是有同文化圈的好处，能准确摸到文化圈内的着手点。
西方势力要搞的话，就很难摸到这个点，最起码短时间内不会找到这个点。
这主意当然不是刘钰这种非大顺人想出来的，自有其身边真正的大顺人给出主意。
结果就是朝鲜搞了一波文字狱。
朝鲜的士大夫阶层本来就内斗的厉害，党争严重，借机搞了一波政敌，百十来个脑袋落地之后，改革派全面失败，被杀了一批流放一批，保守派和反动派全面掌权。
而这场朝鲜的蚊子狱，也直接造成了后续朝鲜国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更直接影响了大顺对藩属“郡县化”问题的最终决策。
因为……蚊子狱处置、流放的这些人，都认字，而且都认识汉字。
官又做不了，又都识字且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恰恰证明他们有资格参与政治——所以这群识字的人会干什么呢？
…………
准备回乡找家人的搭车人，在仁川逗留的两天时间里，并未感觉到有甚么不适应的地方。
一群人卖货。
一群人买货。
说的是朝廷官话，用的是发行的纸币。
他又不是做生意的，也不能亲身感受为什么高利润的“高丽三宝”，实际上是普通商人所不能染指的。但脑子稍微一想也就知道，这种好东西，能做这种买卖的，不管是朝鲜那边，还是大顺这边，肯定都是门路特别宽的。
看了一看，发现倒是和三江口、通江子、营口之类的地方，没什么太大区别，都是买卖货物，也丝毫看不出什么异国风光，便觉无趣。
自等了两日，这边的船客上船，便往松江府而去。
他隔壁吊床上那个做鱼胶生意的小贩已经下船了，仁川这边也没有人再买这个吊床铺，但这个吊床却没空多久。
从仁川起航第二天上午，客船就遇到了点事。
结果他去甲板上透气的时候，正赶上远处发现了几个人飘在小船上，显然是发生了海难。
他就帮忙搭了把手，救上来几个人。
客船这边的人，询问之后确定都会说汉语，不是朝鲜人之后，就收了这些人的钱，给安排到了船上。
归乡人旁边空出来的那张吊床，也就住进来一个人。
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操着一口稍微有点古怪的胶辽官话。
简短的交流之后，这人自称自己姓赵，山东省登州府人士，跟随商船往朝鲜做生意。结果遇到了海难，幸好得这艘船搭救。
再多聊下去，这个自称姓赵的便不说话，看样子不是太想说话，归乡人也就没再多问。
唯独听着这个人也姓赵，心想这倒也是缘分，因为他也姓赵，名叫立本，很寻常的一个盐工的名字。
想着这人显然是个商人，又是登州府那边的人。
虽说萍水相逢是个缘分，而同姓虽然也是缘分但姓赵的人多了去了，两个人日后也没见面的机会了。对面又是个闷葫芦，几句话憋不出来个屁，看起来也不愿意和人说话，也没什么可聊的。
只当是自己归乡途中遇到的一件小事，顺手为之，日后各走各的路，谁也不认得谁。
他此时自是想不到，不久之后他回到家乡寻找弟弟老婆孩子的时候，与这个人还会再次相遇，甚至还要同行好一段时间。
直到那时候，他才知道，这个人其实并不姓赵，甚至不是大顺人氏。
而是朝鲜国的人，姓权，叫权哲身。
这个人在原本历史上，也算是朝鲜国族历史中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甚至可以说，后续韩国的基督教泛滥、士大夫阶层拒绝西学、基督教在半岛底层全面发展开来，都和他有一定的关系。
这倒不是说他是个多虔诚的基督徒，恰恰相反，他是个正宗儒学弟子、两班贵族、朝鲜国开实学先河的李瀷李星湖的关门弟子。
星湖学派左派的核心人物——星湖左派着眼的是朝鲜因为商品经济发展而旧制度瓦解、土地兼并民不聊生的农村，但实在找不到路了，最终走向了“以耶补儒”，希望重建道德建设道德天国三代之治的路。
他们尝试过改革和救亡图存，尝试过破朱子而立新学，但结果却是真的找不到路了，最终在以耶补儒的过程中反被同化——路是有的，破而后立，砸碎旧的一切，立起新的普遍适用的东西，才能将民族的，变成世界的；再把世界的，包装成传统的；最后世界的，才会是民族的——比如普遍适用的科学原理，正因为是世界的，所以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打上思想钢印，被认为那是西方民族的。
但显然，大顺作为文化母国和文明母国，有这个机会，比如引领普遍适用的工业时代物质基础的新文化，然后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世界的但却是民族引领的。
比如刘钰搞盐政改革的如皋之会，其原因就是刘钰觉得物质基础已经开始铺开了，上层建筑要跟进。因为江苏改革之后的经济基础，很快就会把全世界都卷进这个新的体系之中，一切都会以江苏不断发展的工业化为模板，而以这个模板搞出来的上层建筑，才能是民族的、并且是世界的。
然而朝鲜显然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而也正是因为权哲身这群星湖激进派，儒学底子过于好，又是李星湖的关门弟子聪慧绝伦，可经济基础又不可能让他脱离时代的局限性。
所以他搞的以耶补儒、反朱子理学、以及才学甚高名声甚响亮，传播甚广。
这就直接给了党争严重的政敌一个白送的打击借口。
政治斗争嘛，难道真在乎信仰传播？在政敌看来，基督教不可怕，怕的是借用这个口子，搞儒学改革，最终掌握话语权而掌权，那才可怕。权哲身等人跳的这么高，简直就是白送的机会，直接导致了朝鲜的实学改革断绝、西学传播毁灭。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是禁天主教，但最终结局却是基督教没被禁绝疯狂蔓延；但实学科学全部被灭的原因——政敌在乎的真的不是上帝天主昊天孔孟，在乎的是党争，士大夫为了不碰一身屎，肯定不去碰西学实学了。
而底层传播……谁在乎？
党争而已。
禁教没禁教，反倒把实学科学禁了，这也可谓是士大夫党争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