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4章 拉贝后人
汽车在柏林城郊的一栋老房子前停了下来，是老式的德国建筑。张然、张婧初和翻译小王从车上下来，来到房门前，信手按响了门铃。
这里是厄休拉-莱因哈特的家，她是拉贝最疼爱的孙女。厄休拉在中国出生，南京沦陷前几个月，她还到过南京，当时她只有六岁。当初张纯如就是找到了她，才让《拉贝日记》重见天日的。
房门开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看到张然笑着招呼道：“张然先生，你好！我是厄休拉-莱因哈特的孙子，我叫阿尔伯特，快进来吧！”
“谢谢！”张然微微欠身，跟阿尔伯特走进房里；张婧初和小王也都走进了房间。
走进客厅，阿尔伯特大声道：“祖母，中国来的客人到了！”
厄休拉听到中国来的客人到了，站了起来，老太太将近八十岁了，脸上皱纹纵横交错，头发花白，但精神看起来相当不错。
张然赶紧上前，客客气气地问好：“莱因哈特夫人，你好！”
厄休拉和蔼地招呼道：“来来，坐下说话！”
在坐下的同时，张然打量一下房间，陈设比较简单，是非常普通的人家。在房间里张然看到了两只中国花瓶，一问才知道，是当初拉贝从南京带回去的东西。二战结束后，拉贝由于是**党员，丢了工作，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他从中国带到德国的工艺品都卖掉了，只有几个花瓶，还有餐具、箱子留了下来，这些东西都保管得十分完好。
聊了一阵，厄休拉开始给张然他们讲《拉贝日记》的事。在拉贝去世10年后，拉贝的妻子在文件中发现这些材料，想交给厄休拉。当时厄休拉已经怀孕，又忙于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记中那些可怕的内容。厄休拉拒绝保存，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继承了这些文件。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一直不为世人所知，连德国的历史学家也全然不知。
1996年，张纯如在整理大屠杀资料时发现了一个信息，38年2月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在离开前拉贝曾向大家保证，要把东瀛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要见戈林甚至希特勒。只是拉贝离开后，却从此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张纯如相信拉贝回到德国后，一定遇到了什么不测，决定查清真相。
经过努力，张纯如与拉贝的后人取得了联系，并与厄休拉通信。通过与厄休拉的书信往来，张纯如才知道拉贝回国后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却因此被盖世太保逮捕。尽管拉贝被保释了出来，却被要求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在通信中，张纯如还知道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拉贝的日记保存下来了，她马上劝说厄休拉把日记发表出来。
厄休拉神情凝重地道：“我决定仔细检查那些日记，就从舅舅那里借来，亲自读一读。然而，内容的可怕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感到天眩地转，难以平静，几个月后都无法摆脱那种恐惧的心情。”
张然明白那种心情：“我也是这样，每次去看那些资料，都不敢看太多，即使如此，在几天之内整个人都处在特别低落的情绪中。你看过日记后，就决定发表了吗？”
“没有。”厄休拉看了看张然，解释道，“我发现他在日记中对希特勒和**十分信任，有时甚至到了颂扬的程度，担心公开发表会成为他人生的污点。”
张然马上道：“那不是拉贝先生的错，**和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在中国，并不知道德国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而且如果他们不是**党的成员就不可能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就不可能救那么多人。”
厄休拉听到张然这么说很高兴：“是的，当然加入**党在德国是普遍现象，但我们还是很担心会招来麻烦。张纯如和北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主席邵子平博士告诉我，直到今天在东瀛仍然有一部分右翼人士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我非常震惊，没想到会有人否认大屠杀，觉得必须把日记发表出来，告诉全世界真相，我就动身前往南部的舅舅家中，劝说他将日记公布于众。”
张然点了点头，其实不只在东瀛，在中国也有一批收了东瀛资金的专家学者，以及不收钱的精日，在网上变着花样的为东瀛人洗地。
厄休拉继续讲《拉贝日记》发掘的经过，在她的请求下，她舅舅把拉贝写的关于日本占领南京时的日记交给了她。返回柏林后，她用了15个小时将日记影印出来，将影印件寄给了邵子平博士。
邵子平看到日记的内容后知道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史料，担心日本右翼分子会闯进厄休拉家，毁掉日记或是用重金买走原件，立即赶往德国把厄休拉及其丈夫接到了纽约。1996年12月12日，北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举行发布会，邵子平展出了厄休拉寄给他的拉贝日记复印件。这次冠名为“南京的辛德勒”的发布会在美国激起巨大反响。
听完厄休拉的讲述，张然问道：“你见过张纯如，在你眼中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厄休拉想了想，道：“我第一次见她是在1996年12月，她很年轻，只有27岁，是个很漂亮的姑娘，长长的黑发，一双很大很明亮的眼睛，人比较瘦，但充满激情和活力。”
张然问道：“你们见面后聊了些什么呢？”
厄休拉陷入了回忆，好一阵后，她慢慢讲起来，讲自己与张纯如过往的种种。
下午两点，在阿尔伯特的带领下，张然一行来到了柏林西郊的威廉记念教堂墓园。
在BWB区，张然他们见到了拉贝墓。一颗棵大树下的一小块用水泥条围起的草地，没有墓碑、没有雕像，更没有墓志铭，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不是草地上的一块小木牌上清清楚楚写着：“约翰-拉贝，1882.11.23—1950.01.05。”张然他们绝对不敢相信这就是拉贝的墓地。不过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木牌的前面不但摆放着鲜花，还有几只紫色的中国香囊，显然有中国游客来祭拜过，至少中国人没有忘记得他。
张婧初将手里的鲜花放在了木牌前面，心里默默祝愿着世界和平。
张然看着阿尔伯特，问道：“怎么连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阿尔伯特告诉张然他们，拉贝1950年去世后下葬于此。到了1985年，墓地租用期就到了。不过他们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一直没有续约。96年年底，他们把拉贝的墓碑运回了家，通过中国使馆转移到南京的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在那之后，拉贝的后人以及南京市曾多次希望柏林市给予拉贝墓地“历史名人墓地”的资格，都被柏林方面否决，市政府是不想为这块墓地支付费用。最终南京市政府支付了墓地四十年的租金，并表示在未来将会重修拉贝墓地。
就在张然与阿尔伯特交谈之时，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走了过来，他们都背着旅行包，应该是游客。他们来到拉贝墓前，将手中的一束鲜花放在了木牌前。
张然对这对老外有些好奇，问道：“你们是专程来看拉贝先生的墓地的吗？”
男游客打量了张然一番，回答道：“我原先是德国人，现在住在澳大利亚，叔叔婶婶都葬在这个墓园，去年看过拉贝的电影，听说他葬在这里，专程过来看一看。拉贝以一己之力对抗恐怖，是值得尊敬的平民英雄！”
女游客表示：“之前我只知道奥斯维辛，现在我知道了南京，拉贝是真正的英雄！”
张然颇为感慨地道：“是啊，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拉贝这样的人，这个世界才会有正气，才会有正义，才会有希望，所以，正义才能战胜邪恶，人类才能走出黑暗，一步步走到今天！”
两个游客离开后，张然看着阿尔伯特，道：“没想到《拉贝日记》这部电影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拍得实在不怎么样，相当平庸。
阿尔伯特笑着道：“十几年前《拉贝日记》发布后，德语版发行量很小，在德国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但去年电影《拉贝日记》上映后，在德国引发了拉贝热。现在到拉贝墓地参观的德国本地人开始增多，德国的一些书店专为拉贝书籍开辟小展台，由埃尔文-魏克茨撰写的《约翰拉贝》还登上《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
张然欣慰，感叹道：“这就是电影的力量，影响力真的要比图书要大得多！”
其实张纯如也一直希望《南京大屠杀》能够拍成世界级的电影，类似《辛德勒名单》那样，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陆钏倒是拍了，可惜没有拍好。《拉贝日记》也拍成了电影，但导演太年轻，驾驭不住如此宏大的历史题材，电影质量平平，在德国似乎反响不错，但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力。
就在这时，张然手机突然响了，拿起手机一看，是柏林的号码，电影节组委会吧，出什么事了？他接通了电话：“你好，我是张然！”
电话那头的声音似乎有些兴奋：“张先生，你好！我是国际影评人联盟的汉娜，恭喜你获得了费比西奖，希望你能够出席今天晚上的颁奖礼！”
张然这才想起今天是柏林电影节倒数第二天，国际影评人联盟会颁出费比西奖。自从《一个人张灯结彩》在柏林首映以来，受到柏林和影评人的疯狂追捧，拿下国际影评人联盟颁出的奖项是意料中的事。
虽然费比西奖算不是什么大奖，但奖项代表作认可，张然还是相当开心，笑了起来：“好的，我们一定会准时出席！”
张婧初见张然笑容灿烂，在他挂掉电话后，就问：“怎么了？”
张然笑道：“国际影评人联盟让我们参加晚上的颁奖礼！”
张婧初像个孩子似的尖叫一声，一头扎进他怀里，大笑起来：“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