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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包含成人情节。
1943年冬季，我作为中国赴美受训飞行员中的一个，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卢克航空基地进行了为期1年的学习，即将回国参战前夕，我的美国教官单独找我谈话，他说现在有一个秘密任务，他认为我正合适，如果我接受，那么直到战争结束或计划完成，我将与中国方面暂时断开所有联系，不能和中国的家人，朋友，以及同僚有任何联系，完全听从美国陆航指挥。他让我考虑后再做答复，这件事也不要和其他中国同伴说。
我确实有所犹豫。在大学和航校那几年，日本人的飞机隔三岔五就飞过来，炸死了不少我认识的人，我多少有些为他们复仇的念头。也有同乡劝我：“回西康吧，日本人飞不到那儿。”那阵子，我真动过这个念头。可如今，人已经站在这儿了，既然教官挑中我，总不好让他失望。
晚上我找到教官表示同意加入，教官也像是松了一口气，和我说起了秘密任务的详细内容：美国打算在中国建立轰炸机基地，使用现在最新的B29飞机，对中国被占领区，乃至日本本土，进行远程轰炸。由于现在欧洲的战略轰炸机队人员损失非常惨重，新训练的人员要优先补充给欧洲方面，让用于亚洲战场的人员有所不足，经中美高层协商，中方同意就近从在美国的中国飞行员里，抽调合适人手填补美方轰炸机队的编制。
我简单收拾行李，当晚从宿舍悄然消失，乘车来到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空军基地，我将作为轰炸机的投弹瞄准员，在这里接受半年的专项训练，并和所分配的轰炸机组进行磨合，教官还向我介绍了一个诺顿公司的女技术员，凯莉·雷曼尔，这是个37岁，有着酒红色头发，身材高大，性情开朗，自信而充满活力的白人女人，她自称苏格兰裔，家住附近的农场。
第一次碰面，我看她看得有些呆住了，她不同于我之前见过的所有女人，看起来举手投足间都充满高贵的气质，她问我从哪来，我赶忙回过神来说：从亚利桑那来。
她又问我是纳瓦霍人，还是阿帕奇人，我这次较为得体地回答：都不是，我是中国的，是作为美国的盟友来到这里。
她低头致歉，自称刚才说得稍微有些失礼，我赶忙表示并不介意。教官上前为我们做互相介绍，教官说，凯莉女士，是诺顿公司派来专业指导如何维修和使用诺顿瞄准具的人员之一，我有任何技术问题，都可以向她请教。说完这些教官又在我耳边低声补充说：在这里和白人女性相处，你要懂得保持社交距离。
过了几天，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参加完基地举行的纪念活动，我在附近的公墓遇到了穿着黑纱的凯莉女士，她邀请我和她一起走走，问我：“中国也在打日本人吗？”
我回答：“是的，我正是为了学习和日本人作战的技术而来。”
在这座墓园里，我和凯莉保持着2步的间隔，从这个话题互相攀谈起来，凯莉自称她丈夫也曾在亚利桑那的卢克基地受训，也是飞行员，只不过他是海军的，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做翠鸟观测机的飞行员，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她丈夫随舰沉没，死后多日才被打捞上来，她已经无法为亡夫复仇，但也许我可以帮她实现这个愿望。
随后的一段日子是凯莉女士向我等几个瞄准手，详细讲解诺顿瞄准器的使用方法，和可能遇到的故障排除，这种精密仪器现在还属于机密设备，我们被要求在必要时将其破坏，绝不能被敌人缴获，不执行任务时要将其从飞机上拆下，由专人保管，起飞前再安装回去。她的专业水平和知识素养让我感到十分惊奇，我在国内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即便是少数知识女性，也往往兴趣重在文学和翻译，而几乎没有这样搞机械设备操作的。我在基地里还遇到过其他一些中国被抽调人员，他们被分配作轰炸机的机枪手，机械师，领航员等，我们默契地不互相打听姓名和原属单位。
在训练空闲，我和凯莉两个总会找机会聚在一起闲聊，她对我的过去充满兴趣，我也尽量回忆遥远家乡的事情，来满足她的好奇心，她听得很认真，并认为这是奇妙的缘分，让她能知道世界另一端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在给她讲故事的同时，我也不禁回想起我的家族和我以前的日子。
按父亲给我讲的，我家有据可查的最远一代亲属，是我的曾祖，他是陕甘绿营的一个把总，在干隆皇帝派兵征讨大小金川时，奉命率领所部和附近乡民，一起来到大渡河上游支流的黎夏河谷，在这里招抚附近山民一起垦荒数十亩，并放牧牛羊，设营汛，建军屯，为大军守护粮道，大小金川平定后，朝廷论功恩赏，他因多次击退侵扰粮道的夹坝贼寇，被赏银百两，子弟可世袭把总职位，为朝廷永镇此地，此后的历任四川总督都视其为朝廷藩篱，礼遇与土司相等，从此我家世代居住于此。
嘉庆皇帝时，川楚白莲教作乱，蔓延数省天下震动，官军屡战不胜，朝廷下旨让各地兴办团练，坚壁清野共讨教匪。因见贼势猖獗，我家高祖遂于黎夏河谷草创山寨，仿效附近嘉绒藏人土司，于险要处垒砌石头修建碉楼，储备粮草军械，逢战则多用大小火铳，方才顶住贼徒进犯，与过境官军协力剿贼。教匪平定后，朝廷念其有功，准于山寨附近的大道旁立牌楼，嘉奖高祖助剿之功。
咸丰皇帝时，粤匪石达开屡犯川境，各地群盗纷纷响应，遥尊其为主，拜领其印信者，不可胜数。官军因此疲于奔命，四处征剿，四川总督值此危急之时，特许祖父可在附近茶马商路上设卡抽厘金，自行筹款募勇，外出相助官军。我家祖父于是聚义黎夏河谷附近商团，民团，被推为盟主，盟誓要共同保境安民。不久祖父领着所部乡团出谷，参与讨伐群贼，为官军臂膀。发匪平定后，朝廷计功行赏，以祖父保障乡闾，协同官军讨贼，授予祖父候补守备头衔。
光绪皇帝时，赵尔丰经略西南，削平叛乱，解散绿营，改授我父为巡防营协校。后民国战乱，四川多次易主，我父亲只能朝秦暮楚，四处投靠，只求偏安一隅。
到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赤化武装过境川康，刘主席初战不利，退守雅安大营，整训新兵，以图再举。于是广发手谕：凡雅属、康区之豪强、土司、袍哥，皆须选派子弟赴雅安，在川康军政公署或二十四军中效力，并量力捐输军饷，用以整军防赤，补缺任贤。
我家亦接此令，听说各家头人私下议论：名为征才募款，实则索要人质，逼我等表忠输诚罢了。我父亲见时局混乱，一直观望到了35年末，得知川军在百丈关取得大胜，赤化被击败北撤，方才决心归附。
让叔父携我，家中排行第五、年方十五的幼子，并三担土产烟土，同赴雅安，面谒刘主席。
在雅安大营门外候了数日，渐渐摸清门路。幸得与我家世交的商团赵掌柜引荐，结识了刘主席身边的何副官。叔父悄悄塞给他十块大洋作“茶钱”，请他代为通融。
何副官收下，笑道：“好说，好说。只是如今公署门前投效的番汉头人络绎不绝，刘主席实在难以一一照应。”
不多时，果然传唤入内。一见面，刘主席便沉下脸来，斥道：“为何来得如此迟缓？”
叔父连忙上前，堆笑答道：“今年赤化过境，盗匪蜂起，道路断绝。直至岁末，方将土匪肃清，商旅始通。还望主席海涵。”
说罢，挥手示意脚夫抬进两担烟土，请刘主席“笑纳”。
刘主席只略扫一眼，见烟土油亮乌黑、品相上乘，神色和缓下来，却仍拍了拍椅扶手，淡淡道：“东西还行……可未免太少了吧？”
叔父躬身赔笑：“主席是见过大场面的人。黎夏河谷今年大旱，全年只收得十担烟土，还得与世交商团分账。全寨老小，都指着这点收成过活。纵使风调雨顺，也不过多收五成六成罢了。”
刘主席轻蔑一笑，目光忽落在我身上，似有所思。片刻，他唤来侍从官，命道：“收下烟土，另回礼：汉阳造十支、子弹五百发、上等茶二十包。”
说着，从旁侧书架抽出一张早已备好的委任状——上书“川康巡防军地方民团团总”字样，一并交予叔父，道：“带回去给你家兄长，权作回礼。”
又见我年少伶俐，便对何副官道：“这孩子留下。你领他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子弟，先去成都逛几日，开开眼界。之后送进中学，好好念书。将来回我帐下，做个抓枪杆子的小军官，也算有个前程。”
出了雅安大营，侍从官引我们至库房侧院，命兵丁抬出枪械弹药，一一清点交付。临别时，他对叔父道：“今年战事未歇，各县衙门多有官吏或死或逃，公事几近瘫痪。待新官到任，凡遇征粮、拉夫诸事，还望团总多多督促乡民，不可短少。若附近有匪患滋扰、偷盗劫掠，可酌情上报，若情形紧急，亦可先自行剿除，然后上报情况。”
叔父连连点头称是，又悄悄拉住何副官，低声托付：“尚有一担烟土未出手，不知副官可否代为寻个稳妥买主？”
何副官会意一笑，不多时便领来一位大官。那人身材魁梧，腰挎驳壳枪，自称是刘省长麾下某团团长，刚从百丈关前线下来，正巧路过雅安休整。团长看了一眼那担烟土，皱眉道：“成色一般啊。”却并不推辞，反手一挥，命亲兵打开随行的几个木箱，箱中有一架瑞造启拉利轻机枪，配五个25发弧形弹匣；另有汉阳造步枪十支、子弹三千发。
他拍着箱子，咧嘴笑道：“按理说，军械不得私售地方。但何副官是我过命的兄弟，这面子不能不给！老子刚在百丈关大战一场，弟兄们死伤惨重，回头报个‘作战损耗’，刘省长也不会细查。”
说罢，也不讨价还价，只挥手让亲兵将烟土搬走，又朝叔父说道：“东西你收好，莫声张，以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地方，还可以来找我。”
正事办妥，叔父擦汗扶额叹道：“前清时，我家虽只授了个七品武职，却也是经制官，在总督门前，比土司还强些。民国以来，军阀混战，礼法荡然，若非前年二刘火并，雅安的刘主席被重庆那位刘省长打得损兵折将，弃了成都，退守西康，我等边地小族，哪有资格踏进他公署的大门？”
临走叔叔又嘱咐我道：“侄儿你既来了，就莫要想家，在这乱世，你跟着刘主席，好歹混个连排长就能照顾到家里了。”
何副官领我们一帮纨绔子弟到成都后，先在成都一个普通私立中学挂名点卯，老师教的不过是些基础的识字，算数。每日天一擦黑，何副官和他几个成都的旧相识，就来领着我们到成都的花烟馆、戏园子一带走动走动，我有一回出来小解，听楼梯口的何副官和他朋友说：“这些乡下土财主敞开了玩才能花几个钱，只要沾上一个费钱的喜好，那就离不开刘主席的关照，总比以后连人带枪投到伯陵那里要好。”
可我对这些都感到缺乏兴趣，没有新鲜感。这里的赌场规矩太多，只收现钱，防出千的手段太麻烦，不像家里山寨开的赌局，方圆百里的地主士绅，商号掌柜，土贼头子都能来，会出千是本事，但要是被发现了，那就扒光衣服打出去，带来的东西也先扣下。有些赌鬼一旦玩得兴起，除了法币和大洋，连鸟铳手枪、房产地契，甚至老婆孩子，都敢拿来下注。
至于烟土，家里满山都是，每年客商来收新货时，拿来验货的烟膏弥漫的整个寨子哪都能闻到，我只会觉得很呛，干咳嗽，觉得很讨厌，并无其他感觉。
这里的戏子，窑姐也只会逢人干笑，让我感到索然无味。记得我有个小姨妈，是土匪卖过来的肉票，到我家时18岁，比我大4岁。她长得很美，又是个戴眼镜，穿青色旗袍，和我说曾在省城里读女中的洋学生，有一次回家路上被土匪请财神了，时值家里商号破产，没钱赎她。她总喜欢拉我和她一起玩，教我读书写字，教我应该学新文化之类的，可我妈对她很不好，总嫌弃她格外碍眼而总打她，可她也不敢跑，因为一路上看到这里人很多都背枪提刀的，出去了不过被别人所劫。我总会想，以后我也要找个这样的女人才好。
说到这里时，凯莉问我，那我是不是就喜欢她这样的，我说，她比我以前能想到的最好，还要好。凯莉一顿哈哈哈哈地狂笑，看我像看傻子一样，然后让我对她放尊重点，但脸上是得意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