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贸易，这里面蕴含了多大的财富潜力，其实从西班牙、英国曾经相继获得“日不落帝国”之称就能看得出来。
所谓日不落帝国，其意就是国土已经覆盖南北半球，无论太阳是落下还是升起，总会照耀到自己的领土。
凭借着成为海上霸主，西班牙和英国国力发展速度远超一般国家，即便是在一战和二战中，两国遭受不少的损失，但也在事后凭借着强大的底蕴重新崛起，一直至今也算强盛。
当然，当初西班牙和英国对于海上财富获取，使用的是武力侵略，大肆扩张殖民地，掠夺当地资源的手段。
这样的手段可能更加直接有效，但势必容易引起反弹。
所以相比之前，江夏即定的手段要更加温和一些。他以超脱于这个时代几百年的经济体系，资本手段来进行海外贸易，其结果必定能将其他国内的财富掠夺于无形无影之中。
海外贸易和边关贸易，这在江夏看来是保证他大明宝钞，全新经济体系不会崩溃的根本。故而，海外贸易是势在必行的。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这边只不过还处于准备当中。什么都没开始做呢，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居然联名上了奏折，上至左右布政使，下至检校、理问，凡是七品以上官员，全都上了奏折。
奏折里面无一例外，全都言辞恳切地希望江夏不要开放海外贸易。
甚至在奏折之中他们要若有意，若无意的提及。
福建沿岸倭寇肆掠横行，若不是全靠他们一方面拼死抵御倭寇，另一方面又和倭寇打好关系的话，福建恐怕早已经是倭寇的天下了。
如果朝廷开放海外贸易，那么势必会有更多的倭寇登岸，届时他们恐怕将无力再抵御倭寇，如果因此出了什么问题，还望朝廷能够予以谅解。
什么叫“届时恐怕将无力再抵御倭寇？”。
如果是官员们正常说话，顶多会说开放海外贸易，会引至更多倭寇登岸。以福建先有实力，尚且不足抵御之后可能会当来的倭寇，所以希望朝廷早作打算，及早派兵增援云云。如此之类的，决计不会是什么“无力再抵抗，望朝廷能予以谅解。”
这句话跟，“你如果开放海外贸易，我们就任凭倭寇横行，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样的话，有何区别？
江夏看完所有从福建呈来的奏折以后，最终将奏折一收，眼神变得有些冰冷。
他没想到，时至今时今日，竟然还有人胆敢如此跟他说话。
江夏潜心考虑了一下，此事该当如何应对。
区区几个福建官员，最大的不过从二品而已，他要弄死他们再简单容易不过。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
福建承宣布政使司既然敢向朝廷发出这样的奏折，那么他们肯定是有所依仗的。
如今现在江夏将他们里面的谁进行调任，或者是抓捕。很可能整个福建会出现变故。
倒也还真别说，这福建若是出了变故江夏还真会有些头疼。
福建临海，而官员们说不定又和盘踞在福建的各个倭寇团伙有勾结。如果他们联合造反，朝廷即便是发兵平乱，他们也大可坐着船先出海。
等到朝廷大军回撤，他们又坐船回来，再度祸害福建。
如此，江夏也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想到这里，江夏倒是觉得此事需要好生处理了。毕竟开设海外贸易，是他改变大明经济体系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也许有人会不理解，为什么福建的官员会反对开设海外贸易。
其实联合起大明的历史，这就很好理解了。
与大明的边关贸易一样，大明的海外贸易也是政治色彩，远远大过于经济贸易的。
从明初开设，大明就实行了海禁，严禁民间私下进行海外贸易。
但是大明历朝历代的皇帝又认为四海仰慕，遣使来朝，是“盛世”的标志，皇帝们一向将其视作自己的荣耀。
所以大明的皇帝不仅仅对边关推行的是“朝贡贸易”政策，对海外诸国亦是如此。
为了吸引海外诸国遣使来华，大明在中外贸易中从来都只重政治效果，而不重经济实惠。
以往的大明不但每年都要花费大量金钱接待外国贡使，而且对其带来的贡品一律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回赠价值更高的大明礼品，例如锦缎、纱罗、金银、铜币等。
在大明优惠政策的招徕下，太祖时期就有东洋、南洋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来华通好，并进行贸易。
当然，他们全都是冲着大明要“薄来厚往”的“朝贡贸易”政策而来，怀的是占便宜的心思。
不过那个时候大明国力日渐昌盛，所以也没在意这些。
但偏偏咱们的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弄了一个“郑和下西洋”。
其实抛开历史意义和文化礼仪的意义来说，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是一个白痴到无聊的行为。
同样是船队出海，寻访海外国家。
人家西班牙和英国就是武力掠夺，大肆发展殖民地，让自己赚的盆满钵满。
而咱们大明呢，则是运送着数额巨大的大明物品，走到一个地方就赠送一个地方，压根儿没想过要武力掠夺的事儿。
当然，这从另外一方面也彰显了咱们大中华民族是善良的，爱好和平的，文明的种族
不过说实话，这样的行径跟现如今那些土大款赚了钱，走到夜场便胡乱给服务生发小费，以彰显炫耀自己的财力，似乎区别也不大。
永乐以后，随着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广泛外交活动，海上贸易的范围扩大到西亚及非洲东海岸，前来进贡通好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数十个，朝贡贸易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由于只重政治而轻经济，明初政府从朝贡贸易中所得经济好处有限，而财政负担却不小。
贡使前来，不仅口岸及进京沿途的地方官府都要负责接待、护送，到京师后的接待及赏赐礼物也花费巨大。
尤其郑和下西洋以后，随着各国贡船及附舶商队人数大量增加，明朝廷每年接待贡使的花费也不断增大，且有应接不暇之感。
为减轻财政负担，自永乐时起，大明便渐对朝贡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认定资格，颁给“勘合”的制度。
“勘合制度”即发给允许来华朝贡的国家或地区特许凭证，没有这种凭证的外国船只不许入口。
到了明中期以后，大明更对贡期、贡船数目、随船人数、进境路线及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限制性规定。
如日本，定例十年才能一贡，人数不能超过过三百，舟不能超过三艘。
大明这也做，海外诸国自然朝贡的热情消退。
但是众所皆知，中原的丝绸、瓷器、香料等物品一直在清朝以前都是很吸引外国人的。
那些海外国家只需要购入大明的丝绸、瓷器，运回自己国家转手就能以十倍的高价卖出去。
鉴于这样大的利润，所以大明一直都存在着私下的海外贸易。
经过这么多年，私下的海外贸易早已经运行成熟，在福建形成了一条完正的利益链条。
福建的官员们和当地富商相互勾结，控制整个私下的海外贸易。一些小的，外来的势力如果想要分一杯羹。他们就指使倭寇去杀人夺财，而官员们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富商们把贸易所得的巨大利润和官员们分摊，官员们得到银子以后就往上头打点，希望上头不要把他们调离福建。
长此以往，福建的官员们在福建根基威固，势力根深蒂固。朝廷若是调离一些福建官员，派新的官员去管理。
不出半月，必定福建会出大乱子。倭寇多多少少会联合攻打一次福建。新的官员多半会被杀，然后朝廷迫不得已，只能又把调离的官员调回去，让他们去稳定住局势。
可以说嘉靖年轻，倭寇的势力会发展那么大，祸害宁波、福建、广州沿岸那么严重，其根本原因就在此处。
所以福建的官员说什么也不会愿意朝廷开放海外贸易，那等同于朝廷把原本属于他们一些人吃的一锅饭给端走了，然后分给了很多人吃。
江夏想了想以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他立刻出了皇宫，到千门总坛找到了耿中秋。
江夏先写了一封信，然后写下一个名字递给耿中秋，道：“耿叔，早点替我找到这个人的下落，然后把我这封信交给他。”
耿中秋接过那名字看了看，忍不住问道：“这是名字吗？不是咱们中原人吧？”
“不是。”
耿中秋见信没有打漆封，这证明他是可以看的。于是他好奇地抽出信看了看，忍不住抬头对江夏道：“大人，这是信吗？怎么像鬼画符？”
江夏笑了笑道：“你放心吧，只要你把这封信交给我要找的那个人，他自然会明白的。
事情要赶快，这人可能多半在福建、宁波或者广州沿岸，找到了就立刻通知我。另外，去吏部把有关福建官员的所有资料都拿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