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苗五，险些坏了王况的大事，看来要找机会敲打敲打，别老以为自己还是程府的人，相比于苗五，反而是魏小五更能守口如瓶，现在就连苗五都不知道魏小五曾经干过什么事，以后干脆，把魏小五这支单独摘出来的好。
还好程处默还知道节制，知道拿了两年前自己被于祁中冷嘲热讽的事来做文章，估计这也是程处默从苗五那逼问出来的，王况是从来没有把这件小插曲当做回事的，嘲笑一下而已么，没真伤到自己，只有真伤到自己了，王况才会下手，总不能说，一条狗对着你吠了几句，哦，你也要吠回来？只有那狗咬人了，王况这才会抡起大棒，要么把狗打老实了，见了他就夹着尾巴跑，要么就是把狗给打死。
单单就于祁中当初的冷嘲热讽，王况并没计较，也就无所谓记仇不记仇。所以，在听了于御史把缘由都说了后，心里着实可怜这老头，瞧他现在瘦得，记得当初徐吃货说于老头并不瘦的，从一个以胖为美的唐时人口中吐出的“不瘦”，那至少也是中等程度的发福？
在于老头说完，还等着加上那么一句两句话求情的时候，王况就哈哈一笑：“处默兄也太小题大做了，某都忘了此事了，他反而重提起来，委实有些不厚道了。话说这点上，况也有不是，本该早提醒处默兄的，但这事情一忙，倒忘了，得罪得罪，这么的，况送您一对璃瓶，权当陪罪了，此事就此揭过，如何？”
当下，当着于老头的面，王况写下书信一封，自然的，他还是用他的鹅毛笔，用毛笔写字，以他现在的水平，就和个刚发蒙的孩童差不多。写好了，王况为了让于老头宽心，特地给他看了看。
信的内容无非就是说当年的事情，自己早都忘了个一干二净了，年轻人嘛，火气大一点是难免的，若是为了此事而大动干戈，那也未免太过小家子气了些，所以请处默兄到此为止，莫要难为别人了。最后加了一句“处默兄莫要误况。”
信的通篇，没有提到于家一个字，也没提到是什么事，但意思却是表达得很清楚，那就是让程处默不要再闹下去了。
于广兆看这信看得有点心惊，他从这信中看出了几重意思来，第一个，宣德郎和几个小公爷的关系可能比传言中的还要铁，看看这信里，根本没有任何地方能看出来是一个小小七品宣德郎写给小公爷的信来的，整个就是个平等商量的语气，仿佛那读信人就是自家兄弟一般，是个和小公爷平起平坐的程家另一个小公爷。
第二个被于老头看出来的就是王况做事的滴水不漏，整篇里没提到任何和于家有关的词，这说明什么？说明宣德郎做事基本都是谋定而后动，走一步，就已经把后面几步的可能全考虑了进去，将所有不利因素全堵死死的，没个漏洞。
这信要是落到旁人手中，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来，不会落下任何的把柄。本来于老头在接过信的一刹那，心里是起了一丝的波澜，有种想将此信作为日后拿捏王况指使程处默的证据的想法，万一以后要搞王况，这信不是很好的证据么，搞小公爷是搞不动，可要搞个小小宣德郎，那不是容易得很？可一读完，他就放下了那点小心思，这信，只有当事人知道怎么回事，旁人看了就是云里雾里，没有任何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那信写的，字虽然是不好看，而且有不少的错别字（王况会认繁体字，但记不大全，所以经常写错），但字字锋勾独特，和他平日里所见到的其他人写字力求点点如桃，撇撇如刀完全不同，那哪是点，那就是个千变万化的短横，有的一顿，有的一顿一折，有的折了后还要和后面的笔划相连，整个信里的字，十成中有至少六七成都是一笔连成，这样的字，谁能模仿得出来？看看笔划间那细如毛发的连线，于广兆也是傻眼，谁能做到？。
其实这就是硬笔字和毛笔字的大不同，因为笔的构造不同，所以，硬笔有硬笔的自有锋勾处理，用毛笔来写，是绝对模仿不出硬笔来的，而只要王况不说，其他人想要掌握这中间的要领丢了毛笔去学用鹅毛笔，恐怕没个十几年几十年的经验积累都做不到这效果来，还需要许多人同时都用这笔，写完后互相交流心得才行，这又要归功于王况后世的教育了。没想到倒成了这个时代的防伪利器。
最后的一句“处默兄莫要误况”，于老头的理解是王况请程处默莫要为了这事损了王况的名声，呵呵，看来宣德郎你也是注重名声的么。既然如此，那就好办了，这注重名声就是你的软肋，你的弱点。
于老头自以为抓到了王况的弱点，但他哪里知道王况却是个根本不注重名声的，对王况来说，名声当不得饭吃，不用刻意去维护，只要自己做事凭着本心去，只要不是个坏人，只要是个普通人，已经足够了。王况写这句是提醒程处默不要耽误了自己的计划，对付于家，他早有谋划。
等于广兆看完，王况又当了他的面，叫来了一个家人，封好了信，让他用加急送去长安卢国公府，并笑着对于老头道：“于御史但请放宽心，此信一到，保管您家那恢复如初。”这一句又把个于老头打击的不轻，保管？就这么吃定了小魔头？
实际上，王况这封信里还有于老头看不出来的，王况将平日里一些常用的助词都改了，通篇和他以往写的书信不同，这也是他临时起意的，后世可是有无聊人用了“的地得”的出现频率来推断一篇文章是不是某个人本人所写，还言词凿凿的说什么哪怕你有文稿有视频也不算，那都可以做假，我就是怀疑你了，怎么了？
因为有过太多这样的例子，王况也想玩这么一手，万一真的有人能组织起几十上百号人来揣摩，来仿了他的字，而且也仿了出来，王况就也可以用助词的用法不同来反驳，虽然说一个人的文风并不是真的固定的，每个时段，每个环境都会有不同。但是，就凭这一点，口水战上，王况就可以让他们费去好多的精力，万一真有什么事情，也能给自己拖延一下时间。从这点上来看，那些个无聊人士，倒是给王况提了个醒，帮了他一把。
于广兆倒没想到王况这么好说话，只是一提就满口答应了下来，还送了一对璃瓶，他一个侍御史，总呆在皇帝身边是没错，可品级还是不够资格常得封赏的，就是赏，也多是丝帛之类为多，像是玉瓶啊，璃瓶啊金器啊等等，那基本都是四品以上的大员才有资格，上次得了对璃瓶，还是因为王况封官的时候得的，算起来，因了王况，加上这对，他已经得了两对璃瓶了。
这么看来，昨夜那一跪确实是冤了，一个行将入土之人，还要向个毛头小伙下跪，这传出去，脸丢得可够大，不过，如今看来，这宣德郎果然是不负德名，只是脾气有些怪，软硬不吃，你得跟他好好的像与平常人说话一样说才行，也就是说，你求也好，施加压力也罢，人家跟本不理你，反而你跟他心平气和的说更有效果。一跪换一对璃瓶，买卖是亏了点，但也不至于亏过太多去，勉强可以接受了。
那绿璃瓶王况多的是，除了李老二之前赏的，还有不少就是程处默帮了王况收刮来的和徐吃货常从库里拿出来和王况淘换东西的，说是这璃瓶在你二郎这是不值钱，但可以送人啊，送出去，在别人眼中比之于羊脂玉瓶还好，多有面子。而李老二呢，知道璃瓶不值钱，如今库里要多少就有多少，也就由着徐吃货暗地里帮王况淘换，甚至有一次，李老二无意中巡视到库里，听到徐吃货在和小六子那商量着给王况挑哪对时，就去指点着徐吃货这对不好，那对有暇庛等等。。
不过，这绿璃瓶现在也只限于王况和几个国公府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其他人么，李老二依旧是很吝啬的，一年也就赏那么几次，“好东西”么，不能赏太多，多了就不值钱了。
要不是自己不能烧绿璃瓶，王况现在都有能力在建安搞个绿璃瓶专卖店了，不零售，搞批发，而且还要百只起卖的，建安璃窑早就有了日产百对璃瓶的能力了。
既然王况在这事情上那么好说话，于广兆也就在建安的考课上没有刁难林明，事实上是他想刁难也找不到由头，今年建安县的税收比之于去年又要高出几成，而且，还有一个多月才到年关呢，年关一到，等到各地建安小食的税费收了上来，恐怕又是翻一番的大好局面。这可是个硬指标，库里的钱银和粮仓内堆积如山的粮食也是实打实的在那的，就等着年终盘完帐，发运往长安了。
不光是税收，治安和民心以及水利等等都是考课的内容，但是怎么挑？建安这个县这一年的诉状只那么可怜的几份而已，还都是些什么东家的牛走失了，西家的地里作物被邻家的豚给吃了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
农田水利？那也没得挑，别说是建溪两边高高的堤坝全是用了大条青石砌的，就连那些引到田里去的大大小小的干渠也是用大条青石砌的，只有那些引到田里的小沟小渠才是直接开挖了就用。
道路桥梁？打从须江起，这一路上的道路竟然不比长安城外的官道差，而且还是十里一亭的，亭里还有乡民们放在那让人免费喝的茶水，听过往的行商们说，那茶水是有人一天补充两次，一天一换的。
民心？那更不用提，诉状少就能说明问题，这年头，诉状就是另一种路引，你当地不接？那苦主就可以凭了诉状去州里告，再不接？那就再越上一级去，而只要一有越级上告的事情发生，那对不起了，上官对你的考核就要打个折扣了，这年代可没什么跨省的说法，也没什么驻京办派人去堵的事，所以，但凡是有人递了诉状，当地也是非接不可的，还要备案，自己的级别处理不了了，才会上报到上一级去。
如果诉状不能说明问题，那么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总是没得假了，街上走的的人穿的不比长安差，孩童也是嘴里吃的，手里拿的，兜里装的都是零嘴儿，比之长安的孩童，快活多了去了。
有一件事让于广兆很是上心，他听说唐兴今年有一户人家稻米亩产突然比去年多了近一倍，一倍，这什么概念，若真的如此，那么，全天下恐怕再也不会挨饿？可等到他要细细打听了，建安民众一听他口音，马上就住口不说了，一问三不知的。这让他很是有点小郁闷，心想着，莫非是宣德郎又搞出个什么新花样来？可那是在唐兴，不是建安，宣德郎不会吃饱了撑着跑去那么远搞事？
这可是个大问题，现今粮食产量不够，若此事是真，于广兆还是一定要上报的，而且他也清楚，这事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建安今年又多收多少税来。
其实水稻亩产翻一番对王况来说是不难，有时候他看着自家院里的大棚，也有冒出过将双季种植推广开的想法，有了大棚，春耕可以提前不少，只要耕牛够，双抢也是能做到的。但是一想到双季稻那难以下咽的味道，王况就打消了主意。
王况自己小时候，家里的田是给表哥种的，闽北人家种稻子，都是双季单季一起种，双季的年产量高，但因为生长周期短，而且是违背了稻米的生长周期来种的，口感差，做出的饭没人爱吃，所以都是拿来卖的，自己吃的，就是单季稻。单季稻年产虽然低，但是却是完全按了植物的生长规律来种的，该播种就播种，该到插秧季节就插秧，等熟透了再收割，生长周期长，日照充分，口感就很好，也更香了许多。。
若是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那当然还是双季稻比较好，可现在就按王况的计算，深耕密种，加上把田埂利用起来，再在不适合种水稻的山石地里种上番薯，粮食产量已经足够了，没必要舍弃好吃的单季稻而去种王况自己也是从来不吃的双季稻。
现在的建州固然是地广人稀，但是，建州也是历来战事最少的地方之一，战争对建州的人口影响远不及中原地区，现在天下才从几十年的动乱中平息下来一段时间，人们才得喘一口气下来，中原有的地方甚至是到了现在也是百里内毫无人烟，人口密度比起建州还远远不如。如今据说，全大唐天下人口大约才两千来万多点（唐时最高峰人口大约是6500w到1y），建州算好的州了，全州共有万余户，八万余人，尤其是建安县，就占了全州人口的一半。中原有的战事频繁的州，到现在人口还不足万，比建州的任何一个县都不如。
当然想要和长安，洛阳，扬州等这些大城市比，还是差别巨大，仅长安一城，如今人口已经百万，若是算上郊县就更多，但就这样，李老二每年的春夏还要经常的跑到东都洛阳去“就食”（就食，简单的说，那就是追着粮食跑）。
由此可见，天下有多少的良田还是荒废的。若是这些田都按了王况的的办法去耕作，全大唐共有可耕良田八百多万顷（含因战事而荒废下来的耕田，不含菜地），也就是八亿多亩地，按亩产粮四石来算，就算人人都是大肚汉，都是大饭桶，每人每年消耗粮食要八石（一石差不多是八十到一百二十斤，和各地的量具不同和粮食的干燥程度及颗粒大小有关）那也足够两亿多人口和牛马牲畜家禽所用，再加上把田埂利用起来，山石地利用起来，恐怕就是三四亿人口也不成问题，还能每年都存下不少的粮食以应对灾年或者军事行动。
而整个历史的封建时期，只有唐玄宗时代是古代人口唯一的一次可能破亿的，清末才是真正破亿的时期（四亿），满清顺治时期甚至只有可怜的一千多万。
所以，现在摆在李老二面前的难题就是，田多人少，本来就照顾现有的耕田都来不及了，你还去开什么荒，另外再种什么东西，这不是找抽的么？单季稻都来不及种，就更不会有人去种那不好吃的双季稻，所以，即便是王况费尽心机的去推广双季稻，那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搞个不好还要招来一片骂声。
粮食问题，不仅仅是耕地多寡的问题，如果人口少，耕地问题就根本不是问题，而是要看人口够不不够，劳动力够不够，恐怕这也正是中国人养成了重男轻女的重要原因，有男丁，那就有足够的劳动力去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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