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扶上马送一程（四）

所谓五蠹，乃是韩非在一篇文章里提及的损害国家利益的五种人：儒生、纵横家、游侠、逃兵、商工之民。在这五种人里，韩非把儒生列为国家内部蛀虫之首！

这种观点当然不正确，或者说不完全正确。但是在金陵日报这样的大报上摘抄了一部分出来，理所当然的引起了绝大多数儒生的强烈反感。

这种情绪，不要说东林诸君子了，便是当初金陵日报的总编张以诚都强烈反对刊登。但在朱由栋的一再要求下，特别是朱由栋向张以诚说明，不刊登五蠹，便不能刺激东林也踏足报业，由此不能更有效掌控舆论后。张以诚才捏着鼻子认了。

说起来，还是黄册库的现场教育比较深刻的缘故，张以诚才勉强配合。因为，这篇文章刊登几个月后，远在木邦和宽甸的孙承宗、熊廷弼也来信表达了不满。赋闲在家的沈鲤和吕坤更是直接来信痛骂，害得朱由栋不得不亲笔写信详细解释了一番，并各种保证：我只是原文摘抄，不代表我支持韩非的论点。退一万步说，我反的也只是腐儒，绝不是诸位老师这样经世致用的大儒。如此折腾一番后，才算是勉强过关了。

连太孙内部阵营都对这篇文章如此反感了，就不用说东林了。由此，东林书院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介入报业，进而陷入了这个大泥潭。

现在，东林要用论战来蹭热点，当然是挑《五蠹》为突破口。

对这样的挑衅，朱由栋的反应是：我为啥要接招？

“世泽，这个事情吾交给你来办了。东林对《五蠹》的驳斥，我们不用理会。毕竟当初我们只是原文摘抄，并不持任何立场嘛。前几个月，我们不也原文摘抄了一些纵横家、兵家、阴阳家的文章么？不都是没有持任何立场嘛。如果我们针对东林的这篇文章进行反击，岂不是坐实了我们是支持《五蠹》论点的？”

“是，殿下放心，东林这么粗浅的圈套，别想臣上当。说到这个，东林倒是给了臣一个机会。臣是这样想的，现下臣负责的第十五、十六版要做的是，待东林的制艺讲解刊载了二十来期后，发表数篇文章，分析我朝立国到现在，历任状元时文风格的转变。”

“哈哈哈哈，聪明！如此一来，一开初对东林感恩戴德的平民士子们，怕不是对东林要恨之入骨。”

“这都是殿下教得好，打人的拳头，必须先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

“正是如此！不过这个事情呢，虽然不经过张先生的手，但你做之前还是要跟张先生通报一声。吾看得出来，张先生最近心境很是糟糕。”

“是，臣知道该如何做。”

跟张世泽交待完了报纸上的反制准备后，朱由栋又找来了田尔耕。

“都搞清楚东林的银子是来自哪里了吧？”

“是，臣的属下已经全部查明。自今年六月开始，各地士绅对东林日报的经费支持便已经近似于无。近期之所以东林更够将他们的报纸扩版，主要还是靠着李三才和华亭徐家的资助。臣得到的消息是，李三才出了七万两，徐家出了三万两。”

“哼，李三才这个漕运总督居然这么有钱？”

“呵呵，殿下，臣得了您的指示，派出专人盯梢此人。方才发现此人极不简单啊。此人在和东林的顾宪成见面的时候，第一次是在李三才住处的前院，那地方除了一道篱笆，整个儿都是对外开放的。两人在那里就着一碟青菜下酒，还请了门房的老头子作陪，宾主相谈甚欢。第二天晚上李三才请顾宪成去他家在凤阳开的一家酒楼，一顿饭就花了二千两银子。”

“哼！这家伙连自己的老师都能出卖，还有什么不要脸的事情是做不出来的。”

王锡爵是李三才的老师，当年因为京察与东林党的前辈赵南星发生冲突被迫致仕。但万历心里一直都觉得王锡爵是个好首辅，所以在前年（1606）沈一贯、沈鲤致仕后，万历一心想把王锡爵给请回来。

但是此时东林党已经不是雏形，而是实体了。所以两京御史言官们纷纷上书要阻止王锡爵入朝。

1607年，王锡爵写了一封给万历本人的密信，让自己的家人送到北京。这封信里有这么一句话：言官们的弹劾奏章，一概留中不发，就当他们是禽鸟之音好了。

当王锡爵的家人带着这封密信经过李三才的驻地时，李三才灌醉了这位信使，偷看了密信，并将其内容广而告之……至此，王锡爵的仕途彻底断绝。而李三才这位出卖自己恩师的家伙，在大明朝这个号称道德治国的国度，居然得到了言官们“大义灭亲、一身正气”的高度评价……

所以，舆论这个东西才是如此的重要。毕竟，谁掌控了舆论，谁就能想说什么，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