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奏疏送走之后，刘钰就在黄河大堤上巡视了七八日。
站在高高的堤坝上，拿起望远镜，看着只有一河之隔的对面，阜宁县的巡河徭役们就像是对待敌人入侵一样，恐惧着即将到来的雨季。
几名之前在清口见过面的治淮河的官员，也在对面的堤坝上。
刘钰回头看了看那如一道山丘般的黄河二道堤，那些散布在二道堤与一道堤之间的田野里种满了各式作物，只是不知道今年能不能收获。
自宋至今数百年的冲刷和淤积，已经让黄河高出了平地太多。谁也不知道，或许某一天黄河就会决口北流，好好的济南，怕是要改名为河南了。
如果不废漕运，将来黄河决口，从兰考北上，或许朝廷那边还能选择黄河归故。
现在漕运一废，黄河真要决口了，真的走北道夺大清河入海，恐怕朝廷算一算，觉得就这样吧。
再加上如果淮南淮北的盐改若是成功，淮南苏北的土地改革能够成功，这里面让朝廷决策的天平会更加倾斜。
想着这场百万人死亡千万人受灾的大灾难，或许可能就在今年，可能十年后，也可能几十年后，如同一把随时会落下、但又无法知道什么时候能落下的利剑，刘钰只能冲着黄河讷讷地念叨了两声。
“母亲河啊母亲河……哎。”
史世用与刘钰相熟多年，当年面对看起来千年僭越的那样庞然大物，刘钰都是谈笑间运筹帷幄，如今面对涛涛河水却如此长吁短叹，看着背影有种说不出的无力落寞。
“国公不必感叹，如今海运既兴，漕运被废，朝廷每年也能省出来三五百万两的疏通运河的钱。这也意味着可以多花三五百万两在黄河河工上。人不能胜天，可国公也算是尽人之所能事了。”
刘钰只是笑笑，苦笑着摇摇头，心想自己干的这些事，哪一件不是间接决定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命运？
都说君子远庖厨也，然而只怕将来黄河决口，朝廷最终决定不复故道而走鲁西南向北，沿途的几十万上百万淹溺、饿殍的亡魂，至少有五成的责任在自己，在海军，在苏南苏北的一系列改革上。
“变法还是要继续啊，朝廷应该完善财政税收制度，保证足够的粮食储备，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灾情。变法深入一分，朝廷多攒一分银，到时候便可能少死一个灾民。否则今年死十万、明年死八万，这些已然成为习惯的死亡，加起来也有千万了吧？”
许久，对着黄河水，刘钰像是安慰自己一样，给一时间有些情绪触动心态软弱的自己打了打气。
史世用也跟着叹了口气，心道看来国公也有脆弱的瞬间。朝中早就有人上疏，力陈下南洋之苦之难，备说【装船运送、与畜无异】，非王道也。
这种大仁、小仁、大义、小义之争，当真压心。诸多改革，根子也都出在这：如果不改，每年死的人，都是“正常”死的，正常淹死几万、正常饿死几万，谁都没责任。可要变法，恐怕那些问题都要压在变法者的身上了。
正准备再说点什么，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史世用回身一看，派去京城的手下回来了，跟随来的还有几名禁宫里的禁卫。
没有摆案焚香，传旨的人选也不合规矩，而且不曾宣读，只是将一封密旨交到了刘钰手里。
其余人都退到远处，刘钰自己将密旨打开，皇帝开篇就写了六个字定题。
爱卿忠心可鉴。
后面则是同意的刘钰要和盐商们玩一玩的想法，并让刘钰坚定变法之心。本来准备先淮北、后淮南，一步步的来。既然刘钰准备连根拔起，那就让刘钰放手去办。
又说担心刘钰的息本不足，又送来五十万钞。
刘钰看着密旨开篇的忠心可鉴四个字，心下只想笑。自己在皇帝看来，可不忠心可鉴嘛，自己送出去这么大一个把柄，收受贿赂，这等于给皇帝递过去一个随时可以用、但又根本无法说清楚的把柄。
只是自己送的把柄已经够多了，本来就想的清楚，打好基础，一旦皇帝身体有不行的征兆，就立刻跑路。
也不差这一个了，算是给皇帝背个黑锅，换皇帝生前继续敢用吧。
合上密旨，刘钰回头冲着黄河拜了拜，心想既走到这一步了，已经不能退了。
现在已经是不进则退了，但愿漕运废掉、淮河修完、苏南苏北加盐税改革完成，朝廷能积攒下足够的银子，应对可能的黄河决口北上山东的大灾。
只盼着母亲河可怜可怜千万百姓，三五年内不要决口，等着朝廷的库银从修淮河、改漕运、安置漕工等恢复过来后，再决口吧。
不然，没钱赈灾，不知道要死多少呢。而且说不定就要给皇帝扣个“上天预警”、给自己扣个“天诛国贼之警示”的大帽子。
一众人也不知道皇帝的密旨写了什么，只看到刘钰走完接旨的程序之后，又在那拜黄河，一时间不解其意。
许久，待刘钰拜完了黄河，走到众人旁边，拉着缰绳的时候，忽然猛力地呼了口气，似是下了什么决心。
翻身上马，故意用一种高亢的、仿佛要冲走刚才的那些抑郁情绪的语气，大喝道：“儿郎们，随我回海州！”
说罢，竟也不等身边的护卫和随同前来的孩儿军，一马当先径直冲了出去。
史世用等人赶忙上马，追赶过去。
一路烟尘，竟少停歇，不日到了海州。
再入海州，盐商们自有耳目，只说兴国公这几日根本没在盐场长久停留，反倒是在黄河岸上驻足数日，实不知是何等打算。
盐商们越发感到困惑，怎么都看不明白了，心说这么大的事，或者在海州、或者去扬州、亦或者去盐场，都能理解。
可是，跑黄河堤上干什么？
还听说跟兴国公一路来的孩儿军，这几日散出去，有些人在打听私盐贩子。
朝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皇帝修完了淮河，还要修黄河堤，觉得上次在扬州要的钱要少了，可已经要过一次了，这一次也不好再伸手，却叫兴国公来要钱来了？
若这么想，似乎竟也解释的通，否则孩儿军怎么来查私盐贩子、却不查官盐贪腐等事？
海州这边的盐业总承包商郑玉绩这几日也没闲着，将这边的情况快马加鞭地送去了扬州。
淮南、淮北，至少在盐上，那是一荣俱荣、一废俱废的，没有橘枳之别。
…………
得到消息的扬州，几日后也乱成了一团。
几个大的淮南总承包商，抛却了平日里的明争暗斗，坐在了一起，讨论着这一次朝廷派刘钰去淮北的意思。
只从这一次盐商密会的名单上来看，会感觉这一次盐商聚会过于魔幻。
天保府的何家、天波府的闫家、西京的张家、大同的马家、蒲州的韩家、安徽的汪氏、邹氏、郑氏、江氏……
平日里他们的关系可不好，相当不好的那种不好。
秦晋商人与徽商之间的斗争，可是从明朝中期就开始的，两边的商贾基本上是不结亲的。
能把秦晋商人和徽商聚拢到一起谈事，足见这件事对盐商来说已经严峻到了什么程度。
历史上，明朝的“商籍科举之争”，只是两边斗争白热化的表现，可不是两边斗争的开始。
历史上，最终徽商全面胜出。
而如今这个时代，两边则是平分秋色，还未彻底分出胜负。
这和大顺的勋贵皇族都是陕西人，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原因是满清和大顺起家的位置不同。
历史上的满清本身就起家于辽东，征服了蒙古，然后南下窃取神器。
如今的大顺是被怼到了荆襄，在荆襄绝地反击，一步步反推回了辽东。
这就产生了区别。
对辽东犁庭扫穴、对西北蒙古用兵作战，需要商人协助办后勤。明朝的开中法，正是这些秦晋商人崛起、深入两淮盐业的巅峰。
历史上的满清，是往南打，北边本来就是他们的老窝。
大顺是往北打，需要深入辽东、蒙古。
历史上的满清，用不着秦晋盐商来帮着办后勤……至少在其开国的前几十年，不是很用得着，即便用规模也没那么大。
而大顺，往北打，就需要秦晋盐商帮着办后勤……至少在其开国之初犁庭扫穴的阶段，很需要。
于是这个蝴蝶的翅膀，就导致了此时和历史上的区别。
历史上徽商凭借地利和宗族人脉，因为满清前期不需要秦晋商人办往北打的后勤，所以秦晋盐商衰败了。
现在，徽商依旧凭借地利、宗族、人脉、祖上百余年的积累，却只比那些陕西、山西的商人略占优势，不能做到历史上几乎的“清一色”。
明朝需要防备北方，尤其是土木堡之后，所以特殊的“商籍”里，秦晋商人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一共出了37个进士、82个举人；而江苏浙江安徽的“商籍”，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一共出了12个进士，35个举人。
而满清对北方防御的迫切性没那么大，所以扬州地区的秦晋籍商人进士、举人数严重降低；而作为对比，单单一个徽州，41个进士、94个举人。至于别处的，江苏浙江的商籍都算上，那就直接把秦晋商籍的人甩没了。
同样的，这种军事环境的改变，在大顺这里，就体现的非常有意思：开国前五十年，秦晋这边的商人科举的人多；但开国五十年后，渐渐少了；到开国80年以后彻底征服漠北蒙古后，不再依靠盐商而是依靠陕晋的皮货、茶叶、放贷、碱面商人后，数量更少。
徽商和陕西山西的商人习惯不同，或者说，陕西山西的商人很难适应江南的风俗。
所以，被讽刺为：高底馕鞋踩烂泥，平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身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
而徽商则喜好结交文士，号称“左儒右商”，是以在江南如鱼得水。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实际上在解决了西域和罗刹问题后，徽商也早晚要把陕西山西商人给彻底赶走的。
这个节骨眼上，看似差不多是势均力敌，实际上则是徽进陕退——不要忘了，大顺开国之初的几十年，北方战争一直持续，盐商协助后勤的制度也一直有用。所以实际上山、陕的商人是在极大的五十年优势下，被挤到现在这种势均力敌的地步的。
实际上，这就是败了。
其实很多陕西商人已经跑路到四川了：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两淮不留爷，爷卖四川盐去也！
是以走私盐问题中的“川盐入楚”问题，也可以视作是陕西商人两淮正面打不赢，转战四川“曲线斗争”去了。
理清了扬州盐商之间的关系、矛盾，以及旧时代商会的地域性要素之后。
就可以很直观地理解，这一次陕西、山西、安徽的盐商居然能坐在一起，是多么魔幻的一个场景了。这是一个在日本长崎，宁波帮、福州帮、漳州帮都能因为地域而打的你死我活的旧商会时代。
如今，一个幽灵，盐政改革的幽灵，在两淮上空徘徊着。为了对付这个幽灵，天保府的何家、天波府的闫家、西京的张家、大同的马家、蒲州的韩家、安徽的汪氏、邹氏、郑氏、江氏，抛却了从大明正统十四年开始的三百年恩怨，联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