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给这些围绕在刘钰棺材旁讨论大顺内部子口钞关的人讨论的问题定性的话，那或许可以用一句非常刻薄的话来评价：只有理论意义，而无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是存在的，放开钞关子口，就是比继续维系钞关子口“进步”。
在理论上，这没什么可争的。
无论是国富论的理论，还是重农学派的理论，亦或者大顺自己这边延续刘钰的那些断章取义的歪经理论，都是如此。
关于这种“进步”的问题，老马在反巴枯宁的解体家庭、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就专门说过这种“貌似进步行为”的问题。
家庭解体、社会化、继承权废除等，应该是社会改造的结果，而不能作为社会改造的起点。
废除继承权问题，老马是这么说的：【作为一种经济措施，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会激起一种忿怒，这种忿怒一定会遇到几乎不能遏止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必然会导致反动。这一要求即使在革命的时刻被宣布，一般的觉悟水平也未必能保证支持它】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工人阶级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继承权，那它也就足够坚强有力来实行剥夺了，因为剥夺会是一种简单得多和有效得多的措施】
【废除继承权，却会使一切陷于混乱，而且达不到任何目的】
这个道理，在此时，其实也是一样的。
化用一下，差不多的道理，当然其逻辑内核不同，但其形式是可以化用的。
即：
如果把废除钞关子口，在此时作为一种经济措施，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会激起一种忿怒，这种忿怒一定会遇到几乎不能遏止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必然会导致反动……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资产阶级有足够的能力，顶住两三亿小农经济和手工业者的反抗，那它也就足够坚强有力来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了，还要皇帝干蛋？还要改良干锤子？因为都能压得住两三亿小农经济和手工业者的反抗了，那直接夺权实行统治，将会是简单得多和有效得多的措施。
直接废除钞关子口，将会使一切陷入混乱，会引发一场巨大的反抗。
这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说，这是个理论上进步的形式、但在实践中可能导致反动的后果。
18世纪有18世纪的改造社会的形式、20世纪有20世纪改造社会的形式。
在这个时代，大顺的确拥有世界上大约五分之二的人口、以及实质上工农业总产值占世界的大约50%甚至更高。
但是，有些产值对于商业、贸易、交易、资本增值而言，又是无意义的。
比如说，河南南阳府，人均土地大约4亩，亩产大约1.2石。
那么这里有100亩土地，上面有25个人，一共产出了120石粮食。
问题在于，这25个人也是要吃饭的，所以最终对新时代有意义的“剩余产品”来说，这并不是120石的价值。
算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时候，是按照120石算的。所以这么算的话，大顺确实占了世界现在世界总的工农业产值的一半还多。
但问题是可用于商品交换的盈余产品，大顺这边就差得远了。
再加上，内部的家庭手工业过于发达、地租过高等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大顺的内部市场十分狭小。
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事：人均资源不足。
这100亩地，上面要是就一家五口，那么吃不完的粮食可以卖吧？或者种点自己吃的再种点棉花什么的经济作物用来交易吧？这一家五口卖了钱，是不是能多扯三尺布、多买五斤铁、过年多扯一截红头绳？
而现在的现实是，这100亩地，上面塞了25个人。人得吃饭，吃完饭之后剩下的盈余就很少了。而且大部分盈余可能还跑一个地主手里了。
这内部市场可能大吗？
事情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你要说现在二战都打完了，大航海时代早过去了，地就已经确定了，那么在这些现实条件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和现在是不同的。
而现在的情况，是大航海时代的尾巴上大顺狠狠地抓了一把，手里捏着的可耕种的土地，确实很多，问题是这种“人均”又无意义，因为真正要去的人去不成。这是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顺要面临的最大问题。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万不可刻舟求剑。
以后世的眼光来看，觉得土地有啥呀？好好发展工商业呗？你看美国，那么发达，他的农业产值不也才占总产值的1%吗？
问题就在于，现在是现在、将来是将来。
现在，全世界，有一个算一个，哪一个不是农业占的总产值最高？
这个时代，一时间成为显学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唯有土地才能产生增值”、“重农学派”之类的学问，之所以成为显学，也恰是符合现在的社会存在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个“土地是财富之母”的时代，农业结余才是市场扩大的唯一可能。
人，实在没衣服穿，实在没鞋子穿，还可以去河边草荡里薅一把芦苇子毛，用芦苇子毛做鞋，这在此时的一些地区非常的常见。
而人要是没有东西吃，那是万万不行的。一切为了吃饭、一切先要吃饱，这就是个此时最大的道理。
吃饭吃饱，无非两种办法呗。
要么，技术进步。水利设施跟上、化肥搓出来、良种弄出来，亩产800斤小麦算歉收。
要么，扩大种植面积、扩大耕地面积。北美、西域、澳洲、东北、南洋，垦起来。
前者是未来的解决方案。
后者则是现状下，最不扯犊子的、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而现在的交通状况、运输能力，谈什么“在北美搞大种植园、进口粮食、人均达到饱腹线”之类的想法，那就纯粹是不食人间烟火，或者认为粮食是可以通过虫洞直接运输到各地的。
其实这就是个比较的问题。
现在，相对来说。
是搓出来化肥容易？还是去扩大耕地面积容易？
显然，后者。
那么，扩大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上升了。
是让没长腿的粮食跑到全国各地容易？还是让长了腿的人去可以种粮食的地方容易？
显然，后者。
当然，实际上，这些问题，哪个都不容易。
但就算不容易，那也得分个三六九等，得分个“现在使使劲儿可以做到”和“使劲也没有用至少二三十年做不到”的。
人均耕地面积上升，对大顺而言好处是巨大的。
资本需要市场，人均资源多，市场才大。
问题就在于，资本是逐利的，短视的，无序的。
你跟资本说，伱把资本啊，用在迁民上。将来市场扩大了，你的东西不也卖的更多吗？
然而资本不是一个人。
所以，甲觉得，哎，此利国利我之大计，我出钱，移民。
乙则觉得，甲这个傻吊，把资本用在移民上，老子正好把钱用在产业扩张上，还省的你和我竞争了呢。
所以，解决方案，无非两种。
一种，是刘钰一开始做的那样，迁民这件事，让资本有利可图。比如说，南洋开发种米种甘蔗、北美挖金子、松辽以北种黄豆。
如果不能有利可图，那就把条件都被备齐了：缺铁路？修；有印度糖竞争？灭……
另一种，就是让资本屈服于人的意志，使人可以操控资本，逆“水之向下”的自然法则而动。
比如说，把社会上的资本、力量，都组织起来，强行完成移民过程。
而这，又绕回了“中国”和“华人”的问题。
如果让华人在环太平洋地区具备优势，那其实现在做不做都没啥意义了。人口基数已经到了，就算大顺现在瞬间崩了，南洋北美各地的华人也扛得住、守得住。
而问题是，如果把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甘肃等地的人，也看成人，也考虑他们的未来。
那么，前一条路显然不现实。
人要出生，人口基数在这摆着，天花之类的疾病已经可以预防，一年怎么也得移个人口的1%，才能基本维系人均三四亩地不变小，这是此时大约的人口增长率。
放在之前清教徒被驱逐到北美时候的英国，1%，也就一年三五万人。问题不大，哪怕是全抓进债务监狱，官船去送，也送得起。
而放在大顺，1%，在这等人口基数下，什么概念？
350万。
大顺现在就算拼了命发展工商业，一年能吸纳350万人口从事工商业吗？
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末期，全世界的工业人口加起来，一共几个人？
所以说，迁民，每年不照着500万迁，基本解决不了大顺内部的人均资源不足的问题。
而一年进行500万人口级别的迁徙，尤其是在这个火轮船刚兴的时代……怎么说呢，这就挺吓人的。
就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能组织起每年几百万人规模的、跨越三五千里的迁徙，那能把世界上的其余国家吓尿了。
只靠资本的逐利性，通过把人异化成产生剩余价值的某种货物，亦即刘钰之前的政策，肯定不行。
因为剩余价值是在生产中发生、在流通中实现的。
每年500万人被异化，那么得多大的市场才能实现这种流通？
你哪怕说，反动到恢复奴隶制呢。问题是，就算反动到恢复了奴隶制，你弄一群人去美洲西海岸干种植园，种啥？卖给谁？还是说这人有什么怪癖，就喜欢棉花粮食堆积在仓库里，看着就感觉爽，而不是想要变成钱？
一块土地，你得需要一定的条件，并且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他才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资本，否则那就是一块地。
这个条件，包括市场、气候、运输能力、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以及维系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社会条件比如旁边没有可耕种的无主荒地，等等、等等。
所以，推到这一步，如果把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人，看成是人，并且要让他们的生活也过好。
而不是只把目标定为让汉人帝国成为蒸汽压路机、或者环太平洋华人占据绝对优势。
那么，似乎有也只有一种可能，来完成这件事。
那就是，强化到极致的国家机器，集中社会的资源、资本、力量，完成这个每年迁徙五百万人的伟大事业。
而要拥有这种强化到极致的国家强力，又必须要先把大顺王朝弄死，因为大顺王朝的统治阶级，阻碍了集中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决定了大顺王朝的能力上限——当个蒸汽压路机，绰绰有余；建立新的以自由贸易为周礼的天朝体系，也绰绰有余；但绝无能力解决两三亿人口的普遍贫困问题。
甚至于，因为那两三亿人在被冲击后，可能的反抗，也意味着大顺实际上的“工商业发展的上限”。
再往上，那就得打破内部钞关子口，然而这会炸、也可能大顺根本不敢。所以，上限被锁死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在大顺统治下完成工业化，这就注定了上限不会太高，因为那可是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也即是说，不断加强集权的大顺王朝，成为了更加极致的国家机器的阻碍。
旧系统因为底层构建，不可能升级为新系统。
必须要先卸载了旧系统。
已有的铁路、工厂、土地、技术、钢铁厂、纺织厂等，则类似于非系统盘的文件。
换了系统，并不影响这些文件继承存在。
而要达成这个目标，这个新的系统，绝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围绕着钞关子口问题在这争论这种只具备理论意义的事，而是要找到现在真正的矛盾、症结所在。
其一：要理解刘钰当初和支持均田甚至认为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颜李学派之间的分歧。
均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均田应该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用于建立基层统治，从而高效地组织起社会力量。
其二：要坚信工业是未来的解决之道，更远的水平不必提，就和现在比，最起码要达成这个时代汉密尔顿的认识：时代变了，制造业是立国之本，杰斐逊那一套重农轻商的自耕农道德之国走不通。
其三：子口、钞关、关税等等，这些最终的完全废除，应该是全面改造世界的终点，而不是作为改造世界的起点。
这边两三亿人还在人均三亩地、全靠手工业活着的时候，就进步到直接取消钞关子口关税等等。
或者本国工业刚起步，就要取消关税保护，为了正义和进步，不惜毁灭本国的工业。宁可割地又赔款、宁可无数人失业，也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种进步，和法国重农学派一样，是自然秩序幼稚病。而自然秩序，又是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也即资的幼稚病。
至少现在可以确信，取消钞关子口和资本的种种限制……
【作为一种经济措施，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会激起一种忿怒，这种忿怒一定会遇到几乎不能遏止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必然会导致反动】
其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要直上直下，必要的时候往前走两步、退一步。
比如工商业急速发展，这是走了两步。走完这两步，似乎第三步应该继续往前走，直接取消内部钞关子口和各种限制，因为这是进步的。然而这时候不但不应该往前走，反倒应该稍微退一步。
其五：领导的阶级，一定要代表现在和未来。而不是把均田、甚至退回井田，作为最终的目标。也即，至少在阶级的意识上，不能是小农的、小资产者的。
但是，其又必须要意识到，大顺是个小农国家，想要做成事，不可不考虑小农。否则，是成不了事的。
其六：要把集中社会资源的目标，定在收租地主身上。把这些每年实际上是大顺财政总收入数倍的地租，作为大东进运动的社会资源。
于此时，于此刻，这种目标倒也并不过分。
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个工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已——目标旨在消除内部可能的反动反抗，和扩大世界市场。
从历史的角度，大顺本身是具备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些优势的。
这些优势，是一种可能大顺自己都没有理论地、系统性认识的一些传统。
比如说，从殖民地政策来看。
历史上，1813年，可以视作各个殖民帝国，从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观，到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转变的标志性年份。
什么叫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观？
举个例子。
爪哇。
荷兰早期统治。
强制种植、强制上贡。
控制香料，砍伐丁香树，操空价格。
完全不考虑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纯粹以商业利润、商业资本的回报率为目标。
你包括说大顺一些地主，囤积土地，收取租子而不是去改良土地扩大生产，也可以视作一种商业资本主义的思维。
什么叫工业资本主义的殖民观？
仍旧爪哇。
反法战争期间，英国短暂占领了爪哇。
试图在爪哇进行改革。
计划改革的方向是：
分地。
收土地税。
募役法。
取缔荷兰的强迫种植，转为由农民自发选择作物种植，用以扩大商品产量。
当然，最后改了不到半年，灰溜溜地又继续强制种植、上贡、劳役。
但思路，尤其是收土地税、募役法、农民交税之后种啥玩意儿卖钱，在殖民地，是视作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的标志。
之所以说历史上1813年是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开始取代商业资本主义殖民观的标志性年份。
不只是爪哇改革。
还有就是这一年，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击败了商业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出台了新的《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案》。
东印度公司，由原本的商业资本主义的代表性公司，不得不转型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工具。
什么叫商业资本主义的典型：从印度运棉布运的英国呢绒纺织产业抗议，连续两次行政法令禁止棉布；劫夺印度的各种原材料，几乎明抢；刮地三尺，我管你日后这里有没有市场，我只为商业资本的回报率考虑……
而1813年的新法案，使得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转型，成为了工业资本对外扩张的工具。
要统治、要市场、要原材料生产、要殖民地的生产效率提升以满足需求……
而不再是直接明抢，也即老马说的商业资本占优势下的劫夺制。
而大顺因为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
至少，在殖民地问题上，是明显的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而不是商业资本主义殖民观。
尤其是在爪哇南洋地区，表现得淋漓尽致——以18世纪的视角来看，就是最工业资本主义殖民观的。
虽然可能一开始大顺这边自己都无意识，纯粹就是一种“习惯”。或者叫政策或者历史的惯性：不知道咋办，那就照国内亩税、重农的思路来呗。收了亩税，小农经济，发展生产，扩大交换交易，棉布换大米棉花靛草……
反正都是扯犊子。开个玩笑：韦伯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既是扯犊子玩，不如说叫《新教伦理与【商业】资本主义》；而中国古代的生产模式，大可以叫《农业文明传统与工业资本主义》，然后射了箭画靶子呗，工业发展比较好的，肯定都有一段好好种地的历史。哪怕美国，清教徒早期要建的山巅之城，那也是有形圣人教化、耕者有其田。东亚后来工业发达，大可以说这是因为古代这里种地种的好。这种画靶子玩的东西，总能找到靶心的。这要是哪天欧洲彻底炸了，这不得有外国大儒看看东亚，出本书叫《儒家伦理与工业化》啊？某种程度上说，入了关自有大儒辩经这话，真挺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