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追求数量
十几年的积累，武汉地区的大部分丘陵都被初步改造，垒砌的梯田数量，从最开始的万把亩，扩张到现在的一百二十多万亩。先进组织配合先进工具的威力，可想而知。
换做旧时代的地方州县操作，最少是一年发动三次民夫，每次都要两万役以上，然后手提肩抗五十年以上，才会达成现在的效果。
而且，这还只是理想状态，因为一般情况下，似沔州、鄂州这种地界，一年发动六万人次的力役，早就引起民变，闹不好就打下州城去了。
武汉是为数不多非农人口远远超过农业人口的帝国“大都会”，工人天然地组织度要高，更何况，这还是受过特别加强的工人，在这个时代而言，绝对是“先进”的不能再“先进”。
这十几年，增加的不仅仅是梯田，江夏、汉阳等地兴修水利，增加的水田数量直接翻了十几倍。“围圩造田”和“沿江大堤”工程，更是保证了稻田的稳步高产，伴随着“云梦泽”的消失，历年优质田亩的增加，最少也是三万亩起。
紧着点花，玩配给制的话，武汉粮食自给自足自产自销也是不成问题的。但实际上“江夏米”如今也算是一种招牌，是可以入贡的档次，品质上能够胜过它的，也只有“鄱阳米”“太湖米”还有“朝鲜米”。
而“朝鲜米”因为种种原因，产量低不说，价格还相当的昂贵。所有上档次的优质大米，只有“江夏米”是绝对能够保证高产且稳定出口的。
这也使得扬子江两岸，自从贞观十八年之后，每十条在扬子江上航行的稻米粮船，就有四条运输的是“江夏米”。
出口最远的地方，能直抵南海周边地区，因为“广州米”“交州米”产量高但是口感不佳，“广交会”上南海地方豪强的重要大宗物资之一，就是“江夏米”。等于说就是岭南地区消费市场中的“高端商品”。
“广州米”“交州米”同样销往北方中原乃至辽东，但大部分情况，都是补贴给“新附军”中低层军官的“俸禄”。固然达官贵人觉得口感不佳，但对“新附军”来说，他们以前在高句丽或者其它什么区域强权混饭的时候，稻米是绝对没可能吃到的。
能够保证每天都能吃到麦饭，就已经非常不容易。
贞观朝这种大江南北粮食高频贸易无比繁忙的状况，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情。只冲这一点，贞观朝短期内想要看到某个地区大面积的灾荒出现饥民流民，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到皇帝“巡狩辽东”的时候，各地“常平仓”的重要工作，已经从实物调拨为主，改变成了政策调控为主。只要大唐朝廷的威权还在，这种调控的效率，短期内还是能够保证的。
只要能保证粮食供给，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延伸出超越“果腹”的需求。以“鼓励生产”这个政策为例，工商巨头为了保证妇女能够顺利生产，给保证给予岗位保留，虽说没有发展出带薪休假，但在这个时代来说，简直是“飞跃”。
尽管实际上不过是工商巨头在布局未来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但包装这个“福利”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各种“良心”“道德”，仿佛这世上的体面良知，都窝藏在了其中。
受限于眼界知识，往往这种非常有“欺骗性”的小恩小惠，就能把一个工人拴在一线岗位最少五年。这是一个耐受度奇高的时代，换做某条土狗非法穿越之前，别说五年，五个小时都没可能……
而一个妇女生产过后，她的后代，想要改变自己的阶层，可能性不大，当然市面上固然有各种“白手起家”的故事在流传，也不是没有“胡商维瑟尔”如何如何的传奇，但这就是一个希望，千几百万人中，才难得出现了一个维瑟尔，才出现了一个安菩，才出现了一个沙欣。
更大的可能，不过是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跟他或者她的母亲一样，在工坊中谋求一份苦差事。虽说一旬的工钱也够吃喝，绝对不至于饿死街头，但是，想要活得像模像样体面起来，却是相当的艰难。
长安洛阳让中小贵族都觉得居行大不易，但在武汉，工人想要置办个物业，何尝不是难度奇高？
固然有工人出身的“武汉人”在本地置办了物业，但大多都是不大，而且之所以能够置办，兴许就是冒险做了生意，或者举债借贷，将来如何，不可预知。
隆庆宫之主在长安城的动静，从来不会说只是影响一个都城一个街坊，聪明之辈看一眼，便是学了一个招式，依葫芦画瓢，坑蒙拐骗偷……公主殿下大大的，商贾贱业小小的，大的吃肉，小的吃虾米。
那些个要谋求“公主门生”“帝国未来”的，甘愿被隆庆宫之主宰一刀。而武汉或是淮扬、苏杭等地，大大小小的工坊之间，便是一把又一把的虾米。
商贾贱业多是胃口“不大”的“小鱼儿”，吃些虾米，也能“温饱”。
面对这种状况，张德固然有所调控，但也效果有限，市场不但敏感，还滑不溜秋。
甚至为了让孕妇产妇们在产后放心上班，民间自发形成的“托儿所”在武汉南北不敢说比比皆是，但大大小小加起来，也有二三百个。
即便如此，还是供不应求，大的“托儿所”甚至出现了连锁，从汉阳到汊川，从江夏到武昌，从咸宁到蒲圻，“托儿所”也有了招牌，往往这些“托儿所”离婴幼儿父母上班的地方还很近，简直是贴心到了极点。
“托儿所”的标准下限之低，老张固然有点看不下去，但却是市场所认可，并且婴幼儿父母们也不觉得哪里有问题。
标准只有一个：不死。
认真来说，老张想追求的，是扩大受教育的人口总量。但对市场，对工商局头，对地方权贵，甚至对旬日劳作的工人们而言，量就是唯一，多就是最好。
其它的一切，都是排在“数量”之后的。